孔子素质教育思想的全面性刍议论文4篇(根据孔子教育思想的观点,现代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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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主要是教育上等人，其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比较复杂。孔子认为平民道德教育应主要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平民，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这一思想至今仍有其合理处。而在文化知识教育上，他认为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根本不堪教育，因此完全无法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孔子的教育实践也是如此，他的授业弟子中没有一位是平民，社会弟子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一论断恐怕要重新审视。我们认为，孔子至少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
关键词：孔子;平民;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上等人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其教育思想和终身实践，对后世几千年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道德教育优先，亦重文化教育的思想；学而不厌，好之乐之的思想；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思想；君子不器，重在谋道的思想；学思结合，行学并重的思想；知之谓知，不知阙如的思想；因材施教，由博反约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却颇为复杂，有些甚至非常糊涂，需要认真考察。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我什么人都教育，没有贫富﹑贵贱﹑地域﹑夏夷、“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等等的区别。孔子还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只要主动给我一点见面的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育的。就因为孔子讲了这么两句话，后世学者便长期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许多理论。这两句话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明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如果真这么看，我们就犯了以后释古的常识性错误。西汉以来的经师们解读《论语》时，就犯了不少这样的错误。其实，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上等人，基本没有教育下等人。他说上面那两句话时，是有一个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明白的大前提的。学者们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时，可能仅仅考虑了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忽略了那两句话的大前提；也可能没有对孔子的教育实践作细致的考察，并将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作比对研究，然后再得出结论。而学者们误解那两句话的根源，则很可能首先是因为误解了“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很可能是因为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所致。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论语》一书中，直接论及人民，包括不以人民字样出之，而以君子﹑圣人等字样出之的，大约有两百章之多，占到全书（492章）四成的样子。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明这个问题在春秋时代有多么重要，孔子对这一问题是多么重视。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亦十分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近百年，学术界对孔子的“人”“民”“众”“百姓”等概念的看法，大体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人”是奴隶主，“民”等是奴隶。另一类认为，“人”或指所有的人，或指贵族，“民”指奴隶。两类学者都是思想家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其古文字证据都是甲骨卜辞，其社会结构研究理论都是阶级斗争理论。甲骨卜辞对研究西周以前的殷商社会可能十分管用，但对研究先周社会和西周春秋社会就要十分小心。阶级斗争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真地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此，关于“人”“民”的上述两种理论恐怕都需要慎重考虑。我的学习心得，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有理论预设，都不能随意移植嫁接理论，而应该充分研究原始材料，并且仅仅根据原始材料本身得出结论。只要遍查《论语》《春秋》《左传》，我们便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人民观”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人”指所有的人，与“鬼”相对而言。二，“人”又可以分为“人”和“民”两个阶级，其中“人”是上等人，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但不包括“小人”。“小人”和“民”“众”“庶”“百姓”“鄙夫”“老农”“老圃”等等是一个阶级，但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孔子经常讲“使小人”“使民”，在谈到道德问题时，他常常把“小人”和“民”这两个概念混用，可见，“小人”和“民”都是平民阶级。三，“士”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讲仁德的便是“君子儒”，“志士仁人”，如果还当了官，就可以归入上等人，是“君子”，但一般不是“大人”，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是“大人”；不讲仁德的“士”则是“小人儒”，“小人儒”而又没有当官，则仅仅是“小人”，只能归入下等人，属于平民阶级。我有《人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为了既方便下文讨论，又适当避免重复，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以下不再赘述。
孔子毫无疑问有教育“人”即上等人的思想，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无需论证。但他有没有教育“民”即下等人也就是平民的思想？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有，其思想又当如何？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还有，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也许还应该考察一下孔子的教育实践，看看其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否一致。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平民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平民教育思想下结论。只有把平民教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作出判断。仅仅根据孔子的那两句话就断定他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样做恐怕不太严谨。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我们初步认为，孔子还是有平民教育思想的，不过，他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与其教育思想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一生只对平民进行了道德教育，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下文我将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简要论述。孔子既然认为平民应该教育，有平民教育思想，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教育平民，怎样教育平民呢？孔子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道德教育，另一个是文化知识教育。下面先谈谈他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孔子认为，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1326）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1216）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14）这里所说的“君子”，都是“人”，上等人，而且都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孔子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146）也就是说，“君子”当中有仁人，也有不仁的人。孔子一生称赞的大体同时代的仁德君子，有卫国的宁武子﹑孔文子﹑公子荆﹑史鱼﹑公叔文子等等，还有郑国的子产等四君子；他批评的“不仁”的君子，国君有鲁定公﹑鲁哀公﹑卫灵公﹑齐景公等等，卿大夫有季康子等等。可见“君子”中的确有仁者也有不仁者。而上引诸章中孔子说，这些君子们安泰而不骄傲，和谐而不雷同，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胸怀坦荡，为做好事而互相团结，可见这些“君子”都是上等人当中的仁德君子，而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小人”则都是下等人，平民，与“民”、“众”、“百姓”是一个意思，属于一个阶级。这些平民，骄傲而不安泰，雷同而不和谐，促成坏事而不成全好事，常因小利而忧戚不安，为干坏事而互相勾结，总之，他们的品行很坏，道德水平很低，没有一点点仁德，真正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平民的'道德水平既然很低，那么应该怎么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呢？听听孔子与鲁国正卿季康子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明白。孔子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1219）从孔子的这番话来看，季康子必定先对孔子说，鲁国的平民太坏，准备多用刑法，杀掉一批特别坏的平民，以整肃社会风气。他这种看法和准备采取的做法，在晚周可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周秦那么多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说平民好的。弟子们把这番话记下来并收入《论语》，即应与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关。从孔子的回答来看，孔子认为，季康子这类人才是“君子”，才是上等人；“民”和“小人”都是一类人，平民，下等人。孔子虽然承认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但反对季氏滥杀平民，主张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下等人，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最终改善社会风气。这说明孔子的仁德之心及于平民，他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策略也比季氏高明。又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174）（称赞郑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516）这两章，上一章说“使小人”，下一章说“使民”，“小人”和“民”明显是同一个阶级，都是被上等人“使”“养”的平民，孔子说得非常明白。“学道”是学仁道，这仍然是道德教育，不是文化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是“学礼”。孔子认为，“君子”“小人”都要“学道”，都要进行道德教育，“君子”还有教育“小人”的义务，其教育方式是“养”和“使”，要求分别是“惠”和“义”。这体现了孔子一贯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教育上等人来影响下等人，由上等人来教育下等人。
从总体上来看，上等人特别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的道德水平很高很高，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这不仅是孔子的基本判断，也是周秦几乎所有思想家的一致判断。我们只要随意打开这个时期的任何一部著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叶圣陶等老先生上世纪初曾经编印《十三经索引》，只要查到“君子”“小人”条，就会发现有无数这样的论述，而且其他先贤的看法与孔子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平民的道德水平为什么普遍非常低下呢？孔子似乎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41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416）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1532）“君子”有土地，即所谓“有国有家者”，他们或有国家或有采邑，又大都有官俸“谷”，从无衣食之忧，所以都在操心一些“高大上”的问题，如“德”“刑”“义”“道”；“小人”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没有官职，当然也就没有“谷”来作官俸，常年苦辛而总有衣食之忧，所以只关心“土”“惠”“利”“食”“贫”这些在君子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从孔子所论来看，他本应明白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当我们研究了孔子的平民道德教育策略之后，我们才发现，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贫困才是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孔子远远不如孟子。孟子还知道要给每家老百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他们灾害年景免于饿死，风调雨顺年头过上好日子。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孔子则完全无此想法。因此我推想，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平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平民道德水平低下，应该怎样教育他们，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呢？孔子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劳”，一个是“诲”。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诲乎？（宪问，（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1910）上引许多文献，都有“使民”“使小人”的话，这就是“劳”，主要形式应有三种：让平民交税，让他们为官府修建宫殿﹑道路﹑水渠等，让他们打仗。《国语鲁语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可见孔子等晚周诸子大多认为，“使民”“劳民”是教育平民，防止其道德水平更加低下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除了“劳”以外，孔子还想了一些别的教育平民的方法。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23）可见“德”和“礼”都是孔子教育平民的内容，都是上章所讲的“诲”的内容。“德”即仁德﹑道德，“君子”“小人”都要接受道德教育。不过这一章里的“礼”，仅仅特指具有整肃作用的“礼法”，类似今人讲的习惯法，而不是三代文化知识和孔子丰富学问总纲的那个“礼”。至于具体怎么“诲”，孔子的策略是这样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219）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134）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441）（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张，1919）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颜渊，1219）上面的引文中，孔子说要“诲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但怎么“道”，怎么“齐”，总之怎么“诲”呢？原来，孔子并不是要直接“诲”民，“道”民，“齐”民。孔子发现，下等人的道德问题，主要是由上等人的道德问题决定的。上等人中，多有不仁者。应该要求上等人“直”，上等人“好礼”“好义”“好信”，上等人不失其“道”，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从而像风吹草一样，影响下等人，提高下等人的道德水平。这样，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提高，社会就和谐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他的独创，周秦诸子大多持此观点。这一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其合理性。如今常有人抱怨社会风气不好，其实只要党风政风真正好了，民风就会大大好转，甚至会完全好起来。以上是孔子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看法，总起来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孔子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看法，却相当的糊涂。上文已经指出，孔子曾说“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他都教育；又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主动象征性地送点礼物他，他就教育学生。因此后世学者们全都认为，无论贫富贵贱“先进”“后进”哪国人氏孔子全都教育，并进而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学者们没有考虑到，孔子说这些话时是有个在他那个时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的，就是你得愿意接受教育，而孔子一向认为，当时的平民几乎是没有愿意接受教育的。孔子曾经根据人的智力，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等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季氏，169）“生而知之者”是智力超常的人，天才，其学问本事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孔子一生从没有说过谁是这样的天才。这与今人的天才观几乎完全相同，今人也大都认为有天才，但究竟哪一个是天才，又似乎谁都说不清楚。孔子认为自己是三代文化的伟大继承者，周文王之后他孔子最伟大，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认为自己只是个“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说他的学问，都是终生努力学来的。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621）“中人以上”，应指“困而学之”者、“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这三类人，跟这些人可以讲大道理。“中人以下”应仅指“民”，这些人“困而不学”，不可以跟他们讲大道理。因此，孔子认为，“民”是无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89）“上知”指“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指“困而不学”的“民”。这些“民”，只可以让他们怎么干，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们智力太低下，又拒绝学习。上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初步认为，孔子充其量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根本没有平民文化知识的教育思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定要说他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那他的思想就是平民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学者们仅仅根据孔子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不考虑那两句话还有个大前提，就断言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是不太谨慎不太科学的做法。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他的教育实践，希望用他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来互证，以进一步搞明白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同时也进一步搞清楚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孔子教育过的人，我大体把他们分作两类，授业弟子和其他人。下面分别讨论之。
孔子的授业弟子中有没有“民”即平民呢？我的判断是，应该没有。我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孔子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就是培养教育上等人的，而不是培养教育平民的。孔子教育弟子，也主要是进行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主旨是“仁”，文化知识教育的主旨则是“礼”，具体来说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按照孔子的上述教育思想，孔子是不可能直接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孔子曾经对子贡讲，他的丰富学问，有个东西“一以贯之”，并不是靠死记硬背的。（卫灵公，153）颜回则指出这个把老师无比丰富的学问“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礼”。颜回说，老师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911）那么“礼”就是孔子学问的主线和总纲，也是三代文化的主线和总纲——至少孔子自己是这么看的。孔子一生都教弟子仁学和礼学，而礼学本身就只是上等人的学问和事情，与平民没有任何关系，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门如有平民弟子，他们不可能一生跟着老师学这些既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用处，甚至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这是我判断孔门弟子中没有平民的第一个依据。其二，孔门弟子的做派，就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而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收有孔门弟子七十七人，其中“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其中澹台灭明和公伯缭两位应该都不是孔门弟子（只要读读《论语》原文就明白，兹不具论），实为三十三人。这些学生，有贵族，有士，但没有平民。士在晚周是个特殊阶层，上文已略作说明。这些弟子中，虽然颜回穷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地步，（雍也，611）但这只是因为他坚持不当官所致。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711）可见颜回不当官，应与当时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密切相关。颜回虽然很贫穷，但其做派仍不失上等人的身份和风度，包括他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时的“乐”，这分明是一种君子之乐，上等人之乐，真正的平民就无论如何都“乐”不起来。这就如同今天的阔人到深山老林吃野菜觉得很雅致，很“酷”，而多少代在深山老林里吃野菜的穷人却“雅致”不起来，“酷”不起来一样。颜回死后，他父亲要求孔子卖了马车，以为颜回准备外棺。埋葬儿子，颜父既要内棺，还要外棺，这就是典型的上等人的做派，而不可能是平民的做派。孔子自己也是上等人，本来也该如此，但他主张薄葬，反对厚葬，就说我的儿子伯鱼死了，也只有内棺而无外棺。加上我是当过大夫的人，不能没有马车，因此拒绝了颜父的要求。但孔子的弟子们觉得，安葬颜回没有外棺太不像话，就背着老师为颜回准备了外棺。因为这事孔子还呼告过死去的颜回，由这个呼告我们明白，颜回在世时，也是主张薄葬的。（先进，118﹑1111）这一细节说明，孔门弟子都不是平民，他们的做派都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另一个弟子原宪也贫困，也是因为不肯当官。孔门弟子中，颜回原宪是最像平民的，连他们两个都不是“民”，别的弟子就更不是“民”了。另外四十二个弟子，“无年及不见于书传”，其中有无“民”，虽不敢妄断，但考虑到上述第一个因素，其大体情况当与前三十三位弟子相似。其三，孔门那些只要愿意当官的学生，全都当了官，而且大多是大官，最小的也是县长，还有一位是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的时代虽然也有小人和平民当官的，但那都是通过经商发财然后买官做官的。孔门只有子贡经商，有钱买官，子贡后来位至卫国国相，但子贡的官不是买来的，而是凭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当上的。孔门授业弟子没有一个买官的。孔门弟子虽然有的是“先进于礼乐”，有的是“后进于礼乐”（先进，111），总之都是精通“礼乐”的，他们有的是世禄子弟，有的虽说只是士，但既已精通“礼乐”，且已出仕，就肯定不是平民，而是上等人了。授业弟子之外，通过直接与孔子打交道而得到孔子教诲的人当中，有没有“民”即平民？我曾经学习太史公的做法，遍查《论语》492章，并且把每个与孔子打过交道的人全部清理出来，列成表格，逐一分析，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只有两个“童子”一个“鄙夫”可能是“民”。一个是“互乡童子”（述而，729），另一个是“阙党童子”（宪问，1444），后者还是孔子的同乡。这两个人都不好说是君子还是平民，唯一一个可以确认是“民”的，孔子称之为“鄙夫”。（子罕，98）孔子教育弟子以外的人，也主要是教“仁”和“礼”，所以这些人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平民要孔子教“老农”“老圃”“百工”的事，孔子也教不了啊﹗以鲁国为例，根据《论语》的记录，鲁国与孔子直接打过交道的人，有鲁定公、鲁哀公、季平子、季康子、孟武伯、孟懿子、阳货等人，他们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阳货虽然只是个“陪臣”，但这个“陪臣执国命”，可不是一般的“陪臣”。鲁国之外，卫国郑国与孔子打交道的人最多。卫国主要是史鱼等几位“君子”和孔子打交道，郑国的情况也一样，也主要是几位仁德君子与孔子打交道。孔子无论在哪里，都基本不与平民打交道，他在别国的情况也与在鲁郑卫三国相似，我们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孔子的授业弟子不是平民，社会上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也基本上都不是平民。孔子一生教育的人，要么是上等人，要么是“士”这一特殊阶层，他基本上没有教育平民，这应该与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的特性密切相关。这说明，孔子的教育实践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他一生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平民未受文化教育因而“下愚”，这不难理解。但他们为什么“困而不学”，孔子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重要深刻而又十分简单的问题。孔子的仁政设计中，从未谈到土地问题，他只说要少收税，只能收十分之一的税。但孟子的仁政设计中，最最重要的不是少收税，而是要给每户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说明孟子的时代土地兼并已很厉害，失地农民已经很多了，也说明孟子比孔子更加关注平民的生计。孔子从来不谈土地问题，最多只能说明那时土地兼并还不太厉害，不能说明那时没有土地兼并。中国春秋初期即已开始土地私有化进程，土地一旦私有化，兼并就会开始。这是经济规律，历史规律，无可规避。今天我国设计的土地制度，有这样那样的不合理，但是可以有效防止土地兼并，这是吸取了过去两千多年土地兼并的教训而作的设计。而土地兼并一旦开始，就会有农民无地或者少地，生活就会困顿，他们活命都很困难，怎么会有心事读书做学问？但孔子对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考虑到，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另一方面，春秋时代周天子衰微，各国国君都想自保，大国之君、中等国家的国君还想灭掉别人，统一天下，于是天下连年打仗，天天打仗，这是要死很多人，花很多钱的。古今中外，打仗都是打人的性命，打钱。春秋时代土地私有化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多收税，为了打仗。土地刚私有化时，各国都还只收十分之一的税。后来仗打多了，打久了，包括鲁哀公在内的很多国君都收十分之二的税，国家还没钱花。土地被兼并了，税收又这么重，由孔子反复说要“使民以时”可以推知，另外可能还有没完没了的劳役，平民的贫困可以想见。在这样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平民的第一需求自然是生存，而不是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这才是他们道德水平低下而且“困而不学”的根本原因。孔子家族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他的直系祖先，绝大多数都要么是殷商天子，要么是宋国国君。他们家即使从其九世祖开始衰落，但仍然是贵族，过日子自然没有问题，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孔子似乎不明白，平民为何如此“下愚”，为何如此“困而不学”，他这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
历史常识反复告诉我们，平民只要衣食无忧，自然会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欲望。但我们的伟大圣人孔夫子，似乎始终都不明白这一十分浅显简单的道理。因此，对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过去学术界长期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个论断并不科学严谨，恐怕要重新考虑了。文章写到这里，我还得补充几句话。孔子虽然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他对后世平民的文化知识教育，仍然是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的。孔子的徒子徒孙，世世代代都是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不管是专职还是兼职，他们全都尽其可能教育上等人。而那些一代一代受过良好的文化知识教育的上等人，其子孙又一代一代不断地平民化，这就不断地提高了中国平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过去几千年，中国农民的美妙梦想就是“耕读传家”，中国人把最美妙的风度叫做“儒雅”，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到孔子的影响。加上孔子一直注重平民的道德教育，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从这两个意义上来说，古人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话不仅对上等人是对的，对平民也是对的。本文只是认为，孔子本人的确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因此我们就不能说他有全民教育思想。学术研究恐怕还是要一是一，二是二，笼统含糊不得。中华民族历史上真正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付诸实践，只是最近几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这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孔子当年认为“下愚”、“困而不学”，因此完全不堪对其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那些平民，最近几十年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全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得以注入强大的动力。据统计，四十年前，中国人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为四年，如今国家法律规定的最低受教育的年限就是九年，何况每年还有几百万上千万的孩子进入各类高中级学校学习。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发达的教育；没有发达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经济和文化。我们还原历史真相，完全没有任何贬低孔子的意思。恰好相反，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就断定几千年前的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完全脱离了经济基础，反而让人觉得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不可思议。还原了历史真相，孔子反而更加真实可信，我们反而可以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让经济和教育良性互动，让中华民族发展得更快更好。孔子虽然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但他一生一直十分重视对全民进行道德教育。三代常把学校叫做“学”“校”“庠”“序”，都有道德教育的含义。“学”者，效仿仁者之意；“校”者，矫正不良习惯，使之向善之意；“庠”者，养也，教养而使之养成好习惯之意；“序”者，序长幼尊卑，使之明礼成人之意。可见三代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孔子继承了三代的这一思想，对上等人和平民都注重进行道德教育，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论文关键词] 知识管理目标 孔子教育思想 人力资源管理解决方案
[论文摘要] 知识管理是将人的知识创新能力与组织信息处理能力进行充分博弈，找到二者最佳结合点的过程。通过结合信息技术的处理和人的创造，在管理过程中实现知识共享的最大化，在最适当的时间将最适当知识提供给最适当的人，使之做出最适当的决策，从而提高组织在非连续性变化环境中的竞争力。孔子的教育思想的学习交流与共享、全员性与动态性、以人为本等原则，在知识获取、识别、利用、开发等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其独到的诠释，也将对中国知识管理建设提供积极效用。
在知识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孔子教育思想通过学习交流与共享、全员性与动态性、以人为本三原则的影响作用于组织的知识积累、员工有效获得所需知识、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与能力、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与能力、实现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及共享等知识管理的目标并促使其逐步实现，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利用知识提高组织竞争力。
一、引言及相关概念
作为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的思想及学说直至今日仍有深远的影响，如仁，和，中庸，都包含着深刻的管理思想。
从现代应用的角度，可以把孔子思想分为政治、教育、文化、哲学思想等几乎涵盖社会生活各方面，对现代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就孔子教育思想与现代知识管理课题进行初步探讨。
关于知识管理的定义，储节旺等在《知识管理概论》中有如下阐述：“知识管理就是获取、利用并创新知识，提高组织创新和创造价值的能力，保障组织生存发展的活动。它包括知识的获取、整理、保存、更新、应用、测试、传递、分享和创新等基础环节，并通过知识的生成、积累、交流和应用管理，复合作用于组织的多个领域，以实现知识的资本化和产品化。知识管理的出发点是把知识看做最重要的资源，把最大限度的获取和利用知识作为提高组织竞争力的关键。”进一步，储节旺等对知识管理的目标做了说明：“确保组织的知识积累；确保员工有效得到所需知识；激发并增强员工的创新意识与能力；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与能力；实现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并共享。”
二、孔子教育思想与知识管理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知识管理的核心是围绕着知识以及拥有知识的人，同时以一种知识契约（明确知识的拥有、使用、传播等问题的契约）的形式为基础构建的知识共享和创新。知识管理所要求的组织，具体地来说，即是由学习型员工个体组成的学习型组织。这里将知识管理的目标概括为以下原则：学习交流与共享原则；全员性与动态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而孔子的教育思想在知识管理的实现过程中，可以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同时为知识管理原则的操作执行提供借鉴。
1、学习交流与共享。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侧重的角度并不是单向的教授式学习，他更重视自由交流式的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论语·述而》）。在学习型组织内部的知识链中，各环节的成员，都要进行知识交流，使组织的知识效用最大化。“学而时习之”，不仅仅是个体对自身知识的练习，更重要的是在学习组织中不断进行交流，共享，同时获得新的知识“温故而知新”。同样，学习型组织之间也要通过参与知识联盟的知识交流与知识共享，不断丰富组织知识库。
2、学习全员性与动态性。孔子教育思想中，通过树立组织的学习氛围，学习型组织的构建，作为自由交互式学习的保障：“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提拔重用正直、有真才实学的人，弃置品德不良、无真才实学的人，可以形成崇尚正直、崇尚真才实学的风气，从而促成后者向前者转化“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使人才脱颖而出，造成向上的风气；学习的动态性，提倡终身学习：“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学习要永不满足，即使这样，还怕有所遗漏，“学无止境”。在组织内建立开放的组织知识平台，研究管理组织的各个环节，培养、甄选符合要求的人才，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运转，使组织充满活力。
3、以人为本学习。孔子教育思想中，把人才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才难，不其然乎？”（《论语·泰伯》）。在孔子所处的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孔子高度重视人才在治国、管理上的决定作用，大力宣扬将“举才”作为首要任务，并有长期的平民教育实践，培养和推举了各具能力的大批人才。“文武之政，布在方略。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孔子认为治国、管理的根本，要依靠人才去实施，是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理论基础。
知识存在于人的实践过程中，人既是知识的载体，又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对人的管理也即人力资源管理是知识管理的核心内容，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使组织的成长契合个人能力的发展，实现组织的愿景于个人的目标有机的统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也体现了人才决定组织发展前景的理念。
三、孔子教育思想的人力资源管理
组织知识来源有两个：内部员工的知识储备和外部信息的交流。从第一二两原则的分析可知，组织知识的增加要通过员工个人的学习和组织学习两个途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人力资源管理要在提高员工和组织的学习能力和获取外部知识的能力上提供解决方案，这主要包括对员工的选拔、培训。培训包括显性知识学习和过程学习，它们和隐性知识学习共同组成了组织学习。
1、选拔。对如何展开管理工作，孔子有如下阐述：“先有司。教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首先选拔各种人才，并把它们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在其位，谋其政”——设立主管下面的系列职能管理者；选拔人才的标准，要看主流，看专长，不纠缠于枝节，容忍人才的弱点。考核人才的标准应言行兼顾，“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三看”考察人才：“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观察人当前的行为，对人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全面考察，从他目前和过去去分析人的动机、特点，把握本质。 "
举贤才，把组织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划分为少数精英与普通员工两个部分。“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论语·里仁》）“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管理者不分亲疏，人尽其才，团结大多数人，而不偏袒少数人。在此基础上，形成组织成员积极协作，达到充分信任。
2、显性知识可分为组织内部显性知识和组织外部显性知识。组织外部显性知识对组织而言，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与组织的核心能力关系并不紧密。但它是组织生存并与社会进步保持一致所必需的，否则组织将落后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发展而被淘汰。同样的，组织内部显性知识对组织员工而言，对短期的个人能力提升贡献有限，但通过对组织内部显性知识的学习、消化吸收，将理论知识实用化，进而创造出具有创新性的专有知识，从而形成新的竞争力。
因此，通过组织学习培养人才，首要的是面向全体的组织文化教育，培养符合组织发展需要的员工：“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经过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步人才选拔的筛选，将与组织价值观较契合的员工通过进一步的组织文化教育，逐步实现员工个人发展目标与组织愿景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将组织的价值观等核心文化与组织发展历程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进行教育，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身正，不令而行”“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3、过程学习。在组织实践中的学习，也就是“干中学”。在实践中学习的效果好于单纯的理论学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学习型组织在组织实践中的过程学习，可以实现组织知识的增值。增值的数量，和组织学习的能力成正向关系。
由此，组织在培养人才的问题上，应有战略眼光，稳固基础，注重人的素质提升，既有利于组织的长远发展，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论语·卫灵公》）。 正如孔子所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理者对人不培养只使用就是“以不教民战”，是“弃之”，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对事业不负责任，先教后用，教用结合，培训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训的标准是什么？关于成才，孔子主张“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要成为杰出的通才。从“文，行，忠，信”的“四教”，孔子的育才思想是知识、技能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并重，也就是“德才兼备”。“学而优”，不但要通晓业务知识、技能，更要通晓世务，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并能运用自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孔子对人才培养的标准的阐述指出，人才素质的四个方面：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做事以道德为原则，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有真才实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论语·述而》）——有坚定的信念和追求；工作立足点放在实现组织纪律、组织目标、组织精神上；将个人与组织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正确定位，妥善处理；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断提升的才能。
同时，培训不搞统一模式的“一刀切”。针对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教育方式，以致于针对不同人才采用不同的教育内容和侧重点：“因材施教”。组织培训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不同基础，不同问题，培训内容，方式，时间就应该进行权重区分。进一步分析，培训应契合组织市场营销进行的原则，不同员工，不同需求，对应不同的细分市场，培训内容、方式、时间等安排上要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不同细分市场企业要开发不同产品去占领，对应员工培训上，要有不同内容，不同教材，不同的方式。
而隐性知识的学习主要表现为员工之间的相互学习。隐性知识属于组织核心能力，通过内部学习课扩大其适用的范围。这也是前面所述的学习交流与共享原则的集中体现。
组织除了充分挖掘组织内部员工的知识资源外，对“外脑”的使用也是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的重要手段。组织外专家、学者等人才资源也应包括在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范围内，特别是一些小型组织，尚未有足够的资源支持专门的培训机构时，完全可以通过外部专业机构进行人力资源开发。
组织不断培养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使人才资源不断扩充，人才结构趋于合理，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以上人力资源管理的持续进行使知识的资本化和产品化得以不断的发展。
四、结论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在知识管理的实现过程中，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应得到确立。在知识管理实践的过程中，孔子教育思想围绕着知识以及拥有知识的人这一知识管理的核心展开的选拔、显性知识学习、过程学习和隐性知识学习等进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导知识管理的重要方针；孔子教育思想通过学习交流与共享、全员性与动态性、以人为本三原则的影响作用于组织的知识积累、员工有效获得所需知识、激发员工的创新意识与能力、激发员工的学习热情与能力、实现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及共享等知识管理的目标并促使其逐步实现，从而最大限度的获取和利用知识提高组织竞争力。
同时，相关组织制度建设应与之保持同步，才可以保证已有知识管理的成果不断巩固，并对下一步的知识管理工作深入进行；孔子教育思想其务实性、可操作性强的特征为知识管理原则的操作执行提供借鉴。
一、素质教育应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个性
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和培养创造型人才的重要方法是在注重学生教育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个性，充分开发其潜能。孔子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人性差异的观念，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作为教育实践的指南，并进而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说：“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主张根据学生的特点、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即“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孔子对学生的智能、志趣和个性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论语先进》）孔子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除了在道德上提出基本要求外，他并不要求学生改变自己的个性特点，而是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辟如就“政”这一问题，他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针对子夏性急且重小利而答。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并说如果“必不得已而去”，则依序“去兵”“去食”，强调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观点。孔子意在鼓励子贡首先要牢固树立老百姓的信心。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孔子回答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是针对仲弓的气量小而对他提出的要求。以上几人都是孔子的学生，在回答他们同一个问题时，孔子均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不同的努力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孔子实施因材施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闻斯行诸”的回答了。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可见孔子教学是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从补救其不足方面因材施教的。“因材施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教育方法，对我们反思现在的教育现状很有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齐步走”的教育模式是我们的主要教育模式，并且现在还依然存在一些学校中。僵化的教育手段、陈旧的教育思想，以升学为教育目标，夸大学习成绩，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思想品德、身心健康和个人特长的发展。应试教育抹杀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教育评估片面性造就了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今天，我们在进行素质教育的时候，应“因人而异，因事而宜”，依据学生个体特点，实施适应个性差异的教育，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同一个学生，不同的问题，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实质上就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继承。“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教师”，这句话放在是否能因材施教这一背景下，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学思统一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创造，也是当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教学方法。启发教育不仅是启发学生透彻理解知识，而且是启发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正如古语所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学生掌握了学习方法，就可以终身受用。启发式教育是孔子最为重要的教育思想之一，他在教育实践中发现，学生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养成自觉思考的习惯。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孔子关于“启”、“发”的论断，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起源。愤和悱是一个人渴求知识的急切心理在外部容颜上的表现，学生已经思考了但还没想通，这时可以去启发他，思考了并有所领会但还不能用适当的言辞表达出来，这时可以去开导他。孔子的启发是建立在学生思考的基础上的，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举一反三，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对学生有目的的引导和及时的启发。学生不能从已知的一点推导到其他，不能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孔子就不会再重复去教授，———在学生不理解的情况下，再讲，就会造成学生的死记硬背，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就是说学生不到想明白而又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来而又说不清楚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师指导学生要在学生有了求知的兴趣、动机、主动性、积极性的时候才有效，因为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没有兴趣，强迫灌输，学习效果是不可能好的，孔子不仅教学生时用启发的方法，自己和别人谈问题，也善于接受别人的启发。后来的《学记》把这一经验总结为善喻。“遵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是教学上很宝贵的经验。
三、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教师须完善自我、以身作责
国务院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明确指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扎实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由此可见，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提高全民族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孔子教育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孔子身正不倦，率先垂范。他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提出教师以身作则要把“有言之教”和“无言之教”结合起来。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言之教需要受教育者本人有意无意地感悟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人和事物，获取智慧灵感，孔子认为，教师应认真诚实，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他尤为赞同“主忠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在盛赞老师时这样说：“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然从之，未由己也。”这正是孔子高尚人格和高超教育艺术的真实写照。孔子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热爱教育，热爱学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孔子身体力行，学而不厌。他认为教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水平，应该经常自问是否做到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提出“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鼓励教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学习起来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三月不知肉味”。他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可能不如别人，但在好学方面要比别人强。孔子不但“每事问”，而且“无常师”。他对师的概念的理解也十分广泛，凡有一技之长，明一物之理的他都会拜为老师，所以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应该是“教学相长”的最理想诠释。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是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即师德。教师要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无私奉献。教师能够激发学生努力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能够创设一种乐学的气氛，愿意并且善于和自己的学生接触、对话、交流，起到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作用。二是教师应该是知识渊博和见解深刻的人。具有广博的知识，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系统运转的规律，懂得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同时，教师还应该具有继续学习的要求、能力和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孔子用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他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敬业爱生的品质，他的进德修业、永不停止的思想，对今天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学习的。
四、结语
总之，纵观孔子教育思想无不孕育着素质教育的端倪，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21世纪，如今的教育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素质教育，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及教师借鉴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进行教育教学及更好地把握教学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必将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注入新鲜活力。
【摘 要】孔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主要言行由其弟子整理编纂成《论语》一书，其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论语》一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其对我国的传统教育以及教育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千多年过去了，孔子所倡导的许多教育思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孔子 《论语》 教育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在鲁国昌平乡陬邑，是我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之所以能成为“万世之师表”，和其童年的成长经历分不开。据《史记》记载，孔子幼年时便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其父在孔子仅三岁时便离他而去。孔母颜徵在为更好地教育孔子便移居曲阜阙里。孔母的心血没有白费，孔子幼年时就极为聪明好学，其自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在学习之余，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待孔子刚步入成人阶段时，其母颜氏也撒手人寰。
父母的离世使幼年的孔子过早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生活的磨砺也使孔子很快地成长起来；孔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了，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孔子自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纵观孔子一生，其十七岁开馆办学至七十三岁去世，教学实践长达半个世纪；其教育成果也相当丰富，取得了“弟子三千， 贤人七十二”的伟大教育成果。’
一、孔子对教育的态度和看法
孔子对待教育的态度是严谨、认真的，同时他也认为学思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首先，孔子肯定了学习的重要价值， 他认为学是教育的基础。他在《礼记学记》中说：“学然后知不足”，意思是说：“经过学习才知道自己知识的不足”；其又云“不学礼， 无以立”。这句话是孔子对他儿子孔鲤所说，意思是说“不学礼怎么立身处世，不学礼你怎么做人？”可见孔子对学习是非常重视的，纵观孔子的一生也是勤奋好学的典型，孔子自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其次，孔子经典地论述了学习和思考的关系。他曾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仅仅一味读书而不去思考，就会不能深刻理解书本的意义而不能合理有效应用学来的知识，甚至会陷入迷茫。而如果一味空想而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学习和钻研，则终究是精神疲惫，一无所得。其告诫我们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切实有用的知识。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既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也重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礼记》中《大学》篇关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著名论述。该论述既说明了儒家关于大学教育的过程和步骤，又表明了儒家对教育作用的看法：通过格物、致知做到诚意、正心（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从而达到修身的目的（形成完善的人格），这是教育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目标，这是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二、孔子与弟子间的教学活动
孔子约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在曲阜城北设学舍，开始私人讲学，后来渐渐有了名声，弟子越来越多。它的学生有的出身贵族，有的出身寒门，多数来自邹鲁，也有从遥远的秦、楚、吴等国来的。孔子自三十开始他的教育事业，几乎一生都未间断过，相传孔子先后传授的弟子有三千人，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育成果相当的可观。当然也包括孔子最得意的三名弟子：颜渊、子贡、子路。
三、孔子以及《论语》的教育思想
（一）德育为先。孔子注重君子品格与道德修养，如果把教育分为“德、智、体、美、劳”这五个方面的话，孔子无疑会把德育放在教育之首。孔子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必须先从德育抓起，他曾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是孔子对其弟子说的，意思是要求弟子们在父母跟前，就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顺从师长，言行要谨慎，要诚实可信，寡言少语，要广泛地去爱众人，亲近那些有仁德的人。这也是对孔子为人的基本要求，作为一名老师，他强调自己的弟子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做学问。天地之间人是最宝贵的，只有做到堂堂正正的君子，只有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才能有资格做学问，当然孔子所言的“学文”不是单单的学习文章，而是“六艺”。
对老师的这番话，其弟子也表示赞同，其中有个叫子夏的弟子更进一步发展了老师的思想，他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段话是说，与妻子相处时，要尊敬她的贤德胜过喜好她的美貌；侍奉父母则要尽心尽力；侍奉君主能尽忠职守；和朋友交往要诚实信用，这样的人如果自谦没学过什么东西，我还是认为他算是有学过的人了。由此句话不难看出子夏此言偏重于人际关系的道德化，其中包括了忠、孝、信等德目，但是若要从孔老师的角度来看，仅仅具备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还大致局限于个人品性、道德等内在的修养，虽说已经具备可“学文”的资格，但仍应该继续学习，就连“博学好礼”的孔老师都在“学而不厌”，作为刚具备“学文”资格的人更应该学习。
（二）终身教育。孔子认为人的一生都要接受教育，教育是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伴随一个人生命的始终。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是说，“我十五岁就立志学习，三十岁时便已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到了四十岁就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追求，到了五十岁时就明白天命，到了六十岁时听人说让人不快的话也不生气，到了七十岁时可以听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超出道德的约束”。“朝闻道夕死可矣”，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学习的鲜明写照。
（三）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实行“因材施教”，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教育方法。在《论语》中，有很多生动的事例，孔子对不同学生教学方法也不同。樊迟的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仁者爱人”；司马牛常常“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发言；仲弓对人傲慢，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得意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孔子就用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常常分析每个学生的特点，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他认为：“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孔子对每一位学生的特点都了然于胸。宋代教育家朱熹说：“孔子教人， 各因其才”，正是有了孔子这样一位好老师，才有可能在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培育出众多人才。
（四）有教无类。孔子明确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思想，基于“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招收学生，有七不分：一是不分贵贱。在孔门中，出身最好，身份最高的，有孟懿子。他是鲁国三臣室之一的孟孙氏的继承人。是遵照父亲的遗嘱，同哥哥南宫敬叔一起“学礼”于孔子的。另一方面，在孔门中也有出身不好的。如冉雍，“父贱而恶”。但孔子没有嫌弃他，而且还很器重他。二是不分贫富。孔子的学生，有贫有富。贫者如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富者如子贡，“结驷连骑，家累千金”。三是不分智愚。孔子的学生，接受能力强的是颜渊“回也闻一以知十”；其次是子贡“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高柴和曾参的智力水平较差，但他们并不受歧视，而曾参还是孔子的爱徒。四是不分恩怨，不计前嫌。如子路在拜门之前，曾“陵暴孔子”；司马桓的胞弟，桓曾经要杀孔子，但孔子后收二人为徒。五是不分年龄。孔子学生中年龄最大的是颜渊的父亲颜路，只小他六岁，年龄最小的是公孙龙，小他五十三岁。颜路和公孙龙来比，同学间年龄的差距是四十七岁。六是不分国籍。在孔门的“七十二贤人”当中，多数都是鲁国人。此外，如宋、卫、齐、陈、晋、楚、秦、吴等国都有。七是不分美丑。孔子学生中仪表最好的是子张，所谓“堂堂乎张也”。而澹台灭明和高柴二人则是“状貌甚恶”，高柴且身长“不盈五尺”。这七不分说明，孔子对各种类型的学生都是兼容并蓄，一视同仁的。
（五）学以致用。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虽然熟读了《诗经》三百篇，叫他去处理政务，却处理不好；派他去搞外交，却不能应对自如；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期望其教学能使每个学生各有专长，将来能从事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据《雍也》篇记载，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又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再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说他的学生有的处事果断，有的通晓人情事理，有的多才多艺，担任大夫治理国家有什么困难呢？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所以他十分注意学用结合、言行相符。
（六）学贵有恒。孔子认为，对待学习要有恒心，坚持到底，才能成功，不可半途而废。他曾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意思是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孔子很欣赏学而有恒的学生，“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意思是孔子评价颜回时说，他死得太可惜了，我只他不断进步，没见到他停滞不前。
四、结语
孔子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并非能用言语表达清楚的，其实无言也是一种教育。正如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不管《论语》也好，孔子也好，他们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严谨、务实的教育态度更是一种朴素温暖的生活态度，朴素的就像太阳每天升起一样，我想这也就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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