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三人谈读后感2篇 比较法律文化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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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化三人谈》这本书的内容是贺**、何勤华、田涛三位学者分别在华东政法、北师大、西政做的六场演讲，演讲这东西要把她当作书写出来感觉就变味了，就像封建时期的妾难入大雅之堂，所以全书的内容我个人感觉比较凌乱，而且缺少理性的思索，多是花俏的扯淡，没什么意思。
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为民请命充满法律人的正义感，但是对于他在以上六个谈话的中的表现，不敢恭维。所以现在要我写读后感，感觉无从下笔，因为真的不知道讲些什么感受，唯一的收获似乎是增长了以后谈话的谈资，但是这些我上上论坛随便就可以得到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要写些东西，一来为这浪费的时间，二来为这丢失的RMB。对于法律文化的概念三位学者都没有给我们下定义，他们都赞成给法律文化下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而这宽泛是一个怎样的宽泛，谈话中也没提及，印象中只有何勤华教授在第三场中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观点是对法律文化下比较宽泛的定义，包括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法律原则，也包括法律职业、法学家阶层、法学教育等。”。许多问题，三位学者都是点到为止，说中国法律文化的源于流，到底法律文化的根源在哪，是儒家思想，祭祀神明，还是古老的巫术，看完整场没弄清楚。还有，讲西方法律文化跟中国有什么区别，西方为什么能诞生这么丰富的法律文化，中国为什么就不行，地理，文化，商业……到底是什么原因，没说清楚。甚至，有时候作为主持人的贺老师，一开场提的几个问题，到接下来的学者回答时，全变味，答非所问，这一点以田涛教授尤为严重。田教授，虽然学富五车、通晓古今中外，但是个人感觉在整个的谈话中他都有卖弄之嫌，讲着讲着就偏离主题，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经常拿中国的汉字说事，贺老师提一个法律问题，他就讲到汉字上，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学法律的还是学汉字考古的。何勤华教授不愧是法制史方面的大家，有法律人严谨治学的范，他回答问题一般能答到点子上，而且简洁明了，不拖泥带水，东拉西扯，充满着理性的思索。为什么说贺**老师的表现让我失望，因为我看贺老师的东西多了，感觉看来看去千篇不离其中，讲的东西还是老一套，甚至举得例子都相同，什么教会在西方法律进程中的作用，什么儒家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孔子不喜欢能说会道的人，等等。所以总的来说，听完六场谈话，没有一样东西说清楚了，有些是老生常谈，有些是闲闻逸事，甚没味……
一
刚看完一本旧书，20xx年出版的《法律文化三人谈》，是贺**、何勤华、田涛三位老师联袂上演的“锵锵三人行”的文字实录。三人以法律文化为题，在上海、北京、重庆三所高校漫谈法律文化特别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渊源流长，对观众、读者而言，是一种很美好的享受。就如贺**老师所言，当眼前展示出知识的海洋时，有一种“没有见过大海的人突然见到大海时”的惊喜。这或许也像发现桃花源时的豁然开朗吧。总之，眼界为之一宽，天地亦为之一宽。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倾听，准确的说是因为开放，打开了自己，随时接纳新鲜的知识养分。而“开放”这个字眼，也正是读《法律文化三人谈》的最大感受。
二
谈起现代的'法治观念，有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它几乎是源于西方，而很难在中国古代的法律典籍中找到源头。中国过去几乎是有法家而无法学家，有律学而无法学，有法制而无法治。贺**老师说的更为直接，“中国的法制史是外国法制史”。可以这么说，在一个讲究慎终追远的国度，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尴尬：构建现代法治，却很难找到它的“根”与“源”。于是在法治意义上，既没有往圣之绝学可继承，也就没有万世之太平可开创，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历史遂陷入了某种循环。
到了近代，东西方相遇、碰撞后，中国第一次放下了“老大帝国”的姿态。这时，如何看待自身以外的西方文明，就成了中华**重新发现自己所无法绕过的课题。先是开火，但冷兵器很快就败下阵来；接着开门，签订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也由此进入了世界；之后开放，学习西方开始从器物上升到制度，再触及文化。其中，法律文化又占有相当比重的部分。但也就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纠缠与纠结。在很多时期，“开放”总感觉还有些精神紧绷和扭捏作态，既不像自卑又不像自信。
这带给我一个疑问，到底该如何“开放”是好？
三
面对“开放”之问，往往有这么几种“答案”，而且中国似乎都尝试过。第一种，基于没有根底的“优越感”而产生的排斥。在很长时间内，“老大帝国”都没有意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刻意味，仍沿袭华夷有别的陈陋观点，排斥和拒绝向西方学习。在红色时期，甚至要向世界输出革命。第二种，基于美好愿望而采取的盲目、全盘、机械接受。越是经历了苦难的地方，而且苦难大众越多的地方，就越容易接受类似乌托邦的主义（在早先，可能则是宗教、邪教），想用一种最彻底、最直接的办法把人间改造为天堂。如果操作不当，很可能是人间变成地狱，甚至连自己的传统也不要了。第三种，基于感受落后、回归现实而采取的功利式的学习。往往会掉入邯郸学步的陷阱，貌似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实则食洋不化、食古不化，很容易导致排斥反应甚至形神分离，令人无所适从。
这些“答案”可能都不理想，嫁接移植，并非易事；“本土化”者，难在“化”字。
四
我的浅见是，要走出“体用”的窠臼。“体”在不断变化，“用”字过于功利。应该走“内化”的道路，学它、容它、化它，最终“一生二，二生三”，派生出新的事物来。
这里的关键在内外两方面。“外”者，要谦卑、虚心，戒颟顸、封闭，以一种开阔的胸襟、开放的心态、开明的思想，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人所有补我所无，特别是要把握所要学、容、化的对象的精髓，取其精华而非得其皮毛。在法律文化上，自然法的精神、契约的精神、宪政的精神是“珠宝”，不要买椟还珠，只学会了颁布无数的法条。“内”者，要自知、自信，戒极端、冒进，要俯下身子发现传统，法律是从习惯中发现出来的而非智者发明出来的。最怕一种过头的精英主义者，如果他们是以救世主、空降兵的姿态出现，忽视甚至鄙视大多数人的话，最后很可能难逃南辕北辙的命运。
写到这里，想起了成立于150年前（即1864年）的汇丰银行的广告词——环球金融，地方智慧。这或许也就是“开放”的要义吧。
五
最后引用一段最近读到的序（《最好与最坏的时代（第1部）：局中人》）作读后感的结语——
中国遇到西方，就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开始。中国可能没有走好第一步，但要相信中国文明的基本智慧，中国一定能够像一千多年前接纳印度佛教文明一样，接纳西方，中国不仅会将西方文明像佛教文明那样吸纳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组成宋明理学，而且中国文明一定会像过去创造“中国佛教”一样，创造出一个“中国西学”。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型的时代，就像从东汉至宋明遇到印度佛教一样，异样文明的交流并不必然发生冲突，一个善于学习的文明一定会利用机会改造自己，丰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