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导语】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什么？为什么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本文是热心会员“zhanxingkuang”整理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共6篇），供大家参阅。
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计划生育实施30多年了，虽然独生子女政策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
首先，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从而导致年轻劳动力减少和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口减少，“世界工厂”的廉价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而工资的上涨将导致国内和国外市场中手工业产品价格大幅攀升。成本的增加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外国投资流向其他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使失业率上升。
经济发展使中国人口平均寿命上升到2000年的岁，但这也意味着依赖退休金、政府援助和子女赡养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一个独生子女要照顾自己的一对父母和4位祖父母，压力显然很重。另外人口老龄化和纳税人减少将导致依靠税收的中国退休保障体系出现问题。
其次，旧有的“重男轻女”观念导致中国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据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男性比女性多1800万，这个数字到2020年还将增加到3000万。为了生男孩，有的孕妇会进行性别选择性流产。虽然中国政府禁止歧视、虐待和抛弃女婴，但是此类惨剧经常上演。由于男女比例失衡，单身的男性越发不容易觅到伴侣。在某些农村地区，这种现象甚至催生了绑架和贩卖年轻妇女的违法行为。
第三，独生子女政策执行起来存在很多不平等。经济发展使中国的中高阶层人数不断增加，这些富人有能力交罚款，往往会生两个甚至三个孩子。各个地方的罚款标准也各不相同，在北京生二胎要交10倍于平均收入的罚款，而上海只需要交3倍的罚款。这种不平等现象在既没钱也没“关系”的群体当中引发了极大的不满。
2007年曾有中国人大代表建议将只允许生一个孩子放宽到允许生两个孩子，以解决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问题。中国在山西省和黑龙江省的两个城市进行试点，允许一家生一个以上孩子。令人惊讶的是，30年来这两个城市人口增长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男女比例也比较平衡。这不得不令人思考。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提议设一个委员会，节育委员会”。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首先提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人口控制（非计划生育）。但当时人口控制并未真正实行，中国家庭生育未受政府影响。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认为：“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计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1962年，面对补偿性人口生育高峰，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接近7亿。经国务院批准，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周鑫荣兼任该委员会的主任。经历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和人口低谷时期过去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并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目标。
1970年，全国总人口超过8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首次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年7月，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严重压力以及“文革”中政府机构大多处于瘫痪状态的客观形势，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吴桂贤、陈慕华曾先后兼任该领导小组的组长。而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机构，依然由卫生部代管。
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下降到1979年的。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发表讲话，他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1981年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并将其正式纳入政府序列，成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陈慕华以副总理的身份兼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强调“实行必要的奖励和限制，保证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做政治报告。其中明确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1986年4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时，再对计划生育问题做出阐释：“中国对人口的增长实行严格控制，是从我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是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国外有些人希望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想让中国永远处于贫困状况。”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2000年3月，中央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的首要问题，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以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001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了国家基本法律的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颁布和地方条例的修订实施，标志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全面进入依法管理、优质服务的阶段。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增加了开展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制定人口发展规划、促进生殖健康产业发展等职能。各级人口计生部门也顺利实现了更名，增强了综合协调能力。(本文网易)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果
1.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
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努力在下个世纪将充分显现出来。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1998年为21%，到2050年将下降到15%，亦即中国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强降到七分之一弱。同期，占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从1950年的32%下降到2050年的17%，或者说，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六分之一。到2050 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将戴在印度的头上，我国计划生育的成效可谓不言自喻。
2.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和生育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我国人口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长转向低增长，人口增长率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属于较低之列。总和生育率已接近目前发达国家水平，当人口惯性增长消除后，我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倍增时间如果包括中国为40 年，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35年。我国对减缓世界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3.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转变时间缩短，人口乘数降低
人口转变是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经历的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过程。由于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间和速度不同，人口转变必然带来人口的转变增长。人口乘数是用来刻划人口转变增长特征的一个综合指标，它指的是转变结束时的人口规模与转变开始前人口规模的比。人口乘数受转变的时间长度和转变的高度即人口峰值增长率两个因素的制约。生育率下降越晚，下降速度越慢，人口乘数越大，反之，加速生育率下降，缩短转变过程，则人口乘数就会大大降低。同样，转变乘数与峰值人口增长率成正比。我国在人口转变的早期没有采取控制人口措施，因而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例如，1963年达到%）。如果不采取急刹车的办法降低人口生育率，缩短人口转变的时间长度，我国的人口乘数将非一般之高。然而，事实是，我国推行了快速降低人口生育率的政策，大大缩短了转变时间，把人口乘数控制在了最低限度。表5的数字表明，我国人口乘数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位于最低，甚至低于某些发达国家。研究表明，如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推迟10年或20年实行，则人口乘数将会高达5－7，人口规模就有可能高达25亿以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陈卫，1996）。计划生育使我国避免了由人口转变增长可能带来的人口灾难性膨胀，缓解了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宝贵时间。
4.稳定低生育率有利于减低人口的增长惯性，削减人口的峰值高度
如果把人口转变开始到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增长称为转变增长，则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人口实现零增长时的人口增长即为惯性增长（陈卫，1995）。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所用时间长，峰值人口增长率低，因而，人口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和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时间几乎同时。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完全不同情形。由于人口的峰值增长率很高，生育率下降迅速，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因而，在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人口仍要继续滑行30至40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停止增长。世界银行曾计算过世界各国的人口惯性值，其结果为：发达国家均低于，新兴工业国家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为－户，中国为，拉丁美洲国家在－，西亚和非洲国家则高达－。如果我们把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之下，则我国的惯性值将降到，峰值人口将不是世界银行估算的17亿而是15亿以内，这对于已经严重超载的我国，无疑是较好的结局。对于不堪重负的地球来说，也是一大幸事。
5.从老年人口乘数看计划生育产生的未来老年人口队列效应
同计算总人口乘数一样，我们可以计算老年人口乘数。结果表明，下世纪中叶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乘数将大幅度上升，2050年达。而老年人口中80 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乘数增长更是惊人，2050年将高达。下世纪中叶前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时期。然而，这正是过去人口高增长的结果。低生育率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长远效应将在低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年时充分显现出来。100年后我国的少儿人口乘数、老年人口乘数和老老年人口乘数将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人口现状：http://
十八届三中全会主要观点解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拔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伟大转折。
2013年11月9日志12日召开的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11月15日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的纲领性文件，回应了社会关切的民生期盼。《决定》被视为中国改革的另一个新起点。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巴西等国的主流媒体或发表评论，或采访专家，全方位报道了本次三中全会。国际舆论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动全面改革的决心，为中国未来绘制出清晰的“路线图”，展现了新一轮改革的构想和蓝图——全面深化改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很可能会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转折点。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在接受美国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显示了中国领导人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决心，对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中国的发展模式由外向型转为内需型，尽管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这是十一届三中全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中国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全会，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一个领导层绕不过的关键节点上。”美国《福布斯》杂志如此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
美国以政治和媒体评论为主旨的“PolicyMic”网站称，此次三中全会推进的改革将为中国领导人10年的执政之路提供指导。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未来发展自然是各国的关注点。
日本媒体报道称，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展示了中国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层下的国家发展的中长期政策方针，绘制出了新的发展蓝图。
《决定》内容丰富，意义深远，今天，我们就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改革为大家介绍十大重点内容。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据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三十多年来，中国少生了四亿多人，世界“70亿人口日”因此推迟了五年。然而，计划生育这项影响亿万国人家庭生活的基本国策。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1.“光荣妈妈”带来第一个生育高峰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政府工作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之杜鲁门总统的信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另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重负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诶有一个政府是这个问题得到解决。”9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反驳艾奇逊，他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受到人海战术胜利的鼓舞，他接下来这样一句气势磅礴的话，全国人民耳熟能想：“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的说法奠定了新中国初期共产党的思想。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应该能够安居乐业、安心养育小孩了。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更催生了奖励生育的政策。
“光荣妈妈”这个词是向苏联学来的。经过二战炮火的洗礼之后，苏联人口尤其是男人数量急剧下降，于是国家大力鼓励妇女生育，授予生孩子最多的妇女以“英雄母亲”的称号。而中国将苏联的方法拿来即用，稍微发展了一下：生孩子达到五个的，是“光荣妈妈”，十个以上的才授予“英雄妈妈”称号。
50年代的光荣妈妈
（电视剧《父母爱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吃大锅饭，全村人都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插秧、收麦、除草都是手工完成。在不劳动就要挨饿的年代，“人多力量大”被民间认同。而对城里人来说，组织上的政策也多有倾斜：多子女的职工困难户可领取补助，按家庭人口分配住房。单位还会对生孩子的夫妇发放一定数量的津贴，对双胞胎及多胞胎给予奖励。
1953年6月，新中国第一次使用科学方法开始全国人口普查，持续了整整一年的普查在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总数达到了5亿8260万人。在1949年到1953年的短短四年里，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生育高峰，一些有识之士也看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
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
1902年乡试中举。1905年入上海震旦公学求学，后转入复旦公学，结识于右任，成莫逆之交。1906年10月，邵力子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7年春回国，与于右任等一起创办《神州日报》，宣传反清思想。1909年5月，他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是一位绍兴乡贤、“和平老人”邵力子。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了中国要控制人口的观点。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主题发言，他又一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
作为国民党元老，1949年4月国共谈判破裂后，邵力子留在了北平，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邵力子的母亲曾因不想继续生育而和丈夫分居长达十几年，邵的前妻也死于生育第六胎时的自行堕胎，所以，邵力子一直对生育问题很上心。
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他对当时流行的“光荣妈妈”的号召颇感忧虑，认为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人口超速发展，终将使经济建设不堪重负。他明确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张：“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下，这种议题只能被搁置。
1951年，邵力子回乡探亲，浙江绍兴农村一派安逸祥和，但满地奔跑的孩子之多，让他真切感受到中国未来的人口负担。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首提计划生育的观点。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曾说：“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计划生育，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富强。”
马寅初是邵力子的老乡和同龄人，他在50年代初回乡探亲后，对人口压力同样心有戚戚，以六十多岁的高龄投入大量精力对人口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当1955年邵力子与李德全去拜会马寅初时，马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而深受鼓舞，当场表示要把调查报告写出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
同年7月的第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马寅初便在《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中，提出控制人口的“三步法”：第一步要破除“多子多福”等陈旧观念和封建思想;第二步实行晚婚，女23岁、男25岁结婚比较合适;第三步要有行政措施，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征重税。
（马寅初，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市）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
2.人口政策刚起步即中断
人口激增的现实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使得政府开始对人口问题逐渐重视起来。毛泽东的想法也慢慢发生转变，1956年他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夫妇之间应该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又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三百六十万人口，将来要是有三千六百万人口，北京市长如何得了。你们将来当了市长怎么办?要安排工作，安排小孩子，解决交通运输问题，那时逛公园也要排队。”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于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1955年和l956年都出现了大幅回落。但一场汹涌的政治风暴很快打破了平衡。
1957年5月，整风运动开始扩大化，转向反击右派，知识界、科学界受到冲击，人口学界也不例外。马寅初这年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被认为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席卷全国，“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震天动地。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事业，男女老少都走上了工作岗位，一时呈现出劳动力短缺的假象。于是，“人手论”开始取代“人口论”。刚刚设立的生育限制调查委员会，再也没有做什么调查，刚刚起步的人口政策研究就此中断。
3.从重男轻女到“晚、稀、少”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63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继续攀升，196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
1963年，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提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就够了。同时在全国大力推行提倡晚婚，限制早婚，提倡男子28岁以上、女子25岁以后结婚。1964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毛泽东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人口的急剧增长让他看到了可能的危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斯诺问及此事：“主席对中国计划生育的进程感到满意吗?”毛泽东答：“不满意。在农村还没有推广，最好能制造一种简便服用的避孕药品。”
然而，节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刚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又被紧随而来的“文革”打断。十年**中，人口增长处于盲目无序的失控状态。1966年到l970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500万到2700万之间，五年时间全国净增人口将近一亿。
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12月，中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提倡实行“晚、稀、少”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四年左右;“少”就是少生孩子，后来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这一生育准显示出了惊人的效力。以总和生育率(注：一个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来衡量，1970年总和生育率为1，到1979年这个数字已降为5。
但是，即便如此，到70年代后期，我国人口已近10亿，人们普遍感到“人多了”，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中国将在2000年超过12亿人口，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国家领导层认为，有必要实行更为严格的一胎政治。“只生一个好” 的计划生育政策呼之欲出。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
第一、时至今日，一胎化的人口生育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人口的持续发展为前提。要保证人口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生孩子数）为；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性别比我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则需要总和生育率在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了左右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尽管人口总数世界第一，主要是因为社会稳定太平，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并非都是因为我们生育率高。但是寿命不会无限延长。从五十年代中期至1991年，等到195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开始死亡，将出现一个长达三十五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死亡两三千万。这意味着中国今后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的孩子才能缓解人口老化、防止人口锐减。由于晚婚、晚育、单身、不孕（卫生部承认中国原发性不孕率高达%）等人群比例增加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实际生育率往往远低于生育意愿。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已经开始负增长！
2.家庭独生子女化，让每一个家庭时时处于担惊受怕当中，已经成为引发社会各种矛盾的焦点。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就是反对“一胎化”的著名学者之一。他概括的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421”家庭数量激增，调查显示：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3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比如说这次的汶川大地震，很多的家庭丧失了唯一的孩子，又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于是对整个家庭精神上的打击就特别大。
因此，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
3.独生子女政策导致重男轻女现象日益突出，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而目前中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达到∶100，有的省份高达130∶100，而正常的人口性别比例应为102～107∶100。
由于我们传统的性别歧视，导致各国纷纷来领养中国女婴。荷兰三分之一的领养儿童来自中国，基本都是女婴。美国约有5万名从中国领养女婴，而且每年都会新增加6000多名。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瑞典、冰岛、爱尔兰、荷兰、挪威、新西兰、英国、加拿大、比利时和澳大利亚14个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纷纷到中国领养小孩，而且都是领养女婴。
长此以往，不仅造成了大量妇女和儿童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我们的性别失调现象会更加严重。这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重视之。
4.整个社会独生子女化，是导致中国素质教育怨声载道、痼疾难医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首先，独生子女们生于安乐，能力急需提高。具体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学习目的的认识不明确，为父母学，为老师学，厌学的人占了相当的比例。
其次，由于孩子是独苗，全家老小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过高。
第三，作为教育的重要环节的学校背负着广大家长的殷切期望，只能牺牲孩子利益，顺势逐渐功利化。
第五、计划生育废止一胎化、实行两胎化政策是全社会广大民意的诉求，顺遂民意才是以人为本
独生子女的压力
空巢
失独家庭百万个
6万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
失独家庭
历史的宏观透视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书评
法学院二班田松2010/12/
1摘要：黄仁宇先生可说是当今海外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位，而其《万历十五年》更是其代表之作。他以“大历史”观闻名，以崭新角度透视历史，为历史研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一种不同的看历史的方法。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大历史﹑礼治﹑道德﹑“阴”﹑“阳”﹑数目字管理
一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1976年夏，是黄先生的成名代表作。当时他已62岁，却已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颇具戏剧性。而此书完成后，出版却经过无数挫折。因为当时美国出版界对书本商业性的和学术性的分野极为严格，而此书在各方面讲，都在两者之间。商业性的书局认为此书有许多学术性的内容，当属学术著作。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此书既不像断代史，也不像专题论文，又缺乏分析与解剖，实在是不伦不类，也不愿承印。实际上可折射出当时主流学术界对黄先生的研究方法与写作方法的偏见。不过，在1979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毅然排除成见，答应出版。这样，一名犀利的分析，冷静的笔调的海外历史学家在大陆红火起来。
《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也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作者如此命名，确实有点耐人寻味，因为历史上1587年确实无所大事。作者解释到“这些小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因果关系，恰为历史的重点”①。全书共七章，分别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以及一大串人物组织在一起，又互相杂糅介绍，展现出一个历史大失败的总集。其间有大量细微又切身历史环境的人物描写，如在描述万历皇帝与申时行时，对其心理描写非常详细。特别是万历皇帝的细微心理描写，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他作为一名守成之君，在面对礼教﹑宗法与群臣劝谏的束缚时，“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②，而此君臣对立所引发的皇帝长达三十年的“罢工”，对整个明帝国甚至后来中国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证明，黄先生所开创的清秀俊朗的文笔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精神美食，适应时代潮流。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引人入胜的笔法去掉了历史的枯燥无味。丰富历史人物以真实的情感，刻画历史人物栩栩如生，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而把历史从少数研究者的手中释放给全体大众。这也是我读
他的书的最直接的感受，也是我认为其成就最高与影响最大的一点。当今的易中
天，王立群，石悦(当年明月)等，无不受其影响。
二
作者在书中序言就点明到：“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③这是这本书作者的核心论述问题，全书涉及的万历
﹑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李贽﹑戚继光等，都或正或反，或明或暗的来解释这
个问题。
我们的帝国为什么需要运用礼教道德来作为治国原则？首先不得不从王朝存
在的合法性谈起。王朝的存在与运行，需要向全体臣民承认，否则其权威性就会
受到质疑动摇。早在夏商时期，为解决这个问题，就产生了“神权”思想。它解
释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神”，王权是“神”或“天”赐予的，这为其后整个政
治文化奠定了一个历史基点。后来西周时期，对神权思想作发挥，对个人的价值
加以重视，更加强调以“德”配天，君王有“德”才能受命于“天”。这样，礼
教道德治国的原则，“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也就逐步建立起来。其间虽有冷漠，不过经儒家学说的解释发展，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成为古代
中国的传统思想，至明朝而极。“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
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正是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
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凭法律的条文
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④
其次，“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
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⑤，这就是政府统治的可行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说，在封
建社会相当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政府是不可能有一套高效的运营机制办法的。
在此条件下，古代政府不得不是一个低能的政府。要想统治长久与稳定，最好是
用外在的形而上的意识如宗教来束缚大众，使人民保持统一的精神生活方式以便
于统治。在这点上，中西方相通。欧洲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就是依靠基督教的有
力支撑。而中国，就是靠不断提倡儒家思想来实现的。从而使儒家近乎有宗教的实质，只不过无宗教的外衣罢了。
为了适应礼教道德的需要，我们的法律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是非评判标准，对
挣执纠纷加以除裁，有时也只能以习惯或祖宗成宪作为根据，而这些规则都是从
道德转化而来的。可是，这真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吗？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经济活动的商品化和货币化发展，民间产生大量的诉讼。
而政府在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只低能低效的处理着，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了。因而，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即“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人就是张居正，他力倡改革，改变文
管机构的作风提高行政效率，改革财税制度以富国强兵。在改革时，执行严格，对这个已经腐朽的帝国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如各地为交足税收，出现官敲扑
小民的情况，这是和政府一贯提倡标榜的仁厚精神相背的，也就遭到了一些文官的反对，因为“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⑥明朝以文官治国，这是为加强
君权实行科举取士的历史必然结果。唐宋以来，进士文人已成为统治集团的主力。
为确保文官集团的忠诚与统一，科举内容逐步变窄，至明代而极，出现八股取士。
可以说，在这样浓厚的儒家观念教育下的文人，心中始终会留存一些家国理想，也即书中多次提到的“阳”。但同时，人性也有欲望的“阴”的一面，这就是文
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儒家道德要消除“阴”的一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
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同时，明朝在文官管理上又过于极端，给以官员的俸禄极低到不切实际，官员们需要取得额外的收入就不可避免了。因而，要想保
持文官集团的统一性，就又需要用精神力量来弥补技术的不足！这样，儒家道德
与帝国官僚们，就永远不可扯散的交织在一起了。而张居正的改革恰恰没有妥善
解决这一点，因而他死后，其改革措施便趋于流产了。
同时，这种文官的双重性格中“阳”的一面，对万历朝有名的“立储之争”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万历想要立皇三子为太子而不立皇长子为太子，遭到了
群臣极为激烈的反对，使的君臣严重对立起来。虽然其间皇帝罢免了许多首辅与
百官，但依然没有让群臣妥协，因为百官坚持礼法，坚决认为不能废长立幼。最
后万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结果是万历对政事的怠倦，长达三十年的“罢
工”。在这事件上，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有看到遏制君权的倾向，但也可反映出
落后守旧的官僚集团的深刻的顽固性，顽固的根源就是如儒家伦理道德，使得其
集团日益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使着明清逐步坠入历史的深渊。且看清朝后期在民
族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数量庞大的顽固分子就可心惊。
而要想改变其“症结”问题，不是没有办法，其中就有一个平衡点，即“法
制”。此法不是传统礼法，而是在商业社会化条件下催生的法律，即把传统农业
社会改造为“数目字管理”⑦社会。只有“以技术看问题，而非道德看问题” ⑧，才是解决“症结”的关键。
三
大历史，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⑨的方法。而此观念的形成，其间确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周折，抑或时代命运
之安排。
黄先生可谓学术另类，进入大学学术之墙前，早年从南开大学肄业，后从军
参加抗日战争，到缅北作战，最后以少校身份退役。解甲之后，负笈于海外，去
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治学于“哈佛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如此丰富的人生阅历在研究界可谓罕有，这些经历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有重要的影响。他说
道：“首先要解释明白的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可以看到的，尤其是不以个
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熬，才体现出来的。” ⑩“因为我有了这些经验，开始立
场就复杂，乃不能对一般人所作的近代史的观点雷同??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
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
限。生命的真正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
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的出来。”⑾正是这种影响，形成了他
冷峻的笔调，新颖的剖析。而其间的两点缘由，我不得不提。
黄先生早年作为一名军人，被灌以军人的国家意识，这对他始终以“国家”的宏观高度来看问题。但他又能逃脱当时盛行的意识形态束缚，又不能不说是个
奇迹。他的方法以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为主，从技术角度看历
史，不是从道德角度检讨历史。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
与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相似。
同时，与黄先生去美有关。当时的西方历史研究深受“社会学派”，“新分析学派”，“新自然学派”等几大哲学流派影响，盛行系统研究与计量方法研究，他自创的“macro-history”(大历史)⑿，不可置否受当时美国铺天盖地的“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的方法的影响。至于后来黄先生多次提及的且争议很大的“数
目字管理”，本身就是一个有统计意味的词。
《万历十五年》中，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
研究里去” 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
深远。“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
和解释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
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
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⒀。黄先生与他的“大历史”，已成为史学界不可
多得奇葩。
“大历史观”是黄先生留给我们研究方法和一把钥匙，《万历十五年》作者
以渊博的知识结构高屋建瓴的解读了那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同以往的看
历史的方法，着眼虽小，意涵却大，见微知著，现实了认知的深度和理性的智慧。
我们需要跳出当前视野的局限，把目光放到更加广阔和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去了解
历史，正视现在，开创未来，以了解真正的历史。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定价：元﹞
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1页
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2页
③：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5页
④：同上，第100页
⑤：同上，第025页
⑥：同上，第72页
⑦：同上，第315页
⑧：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5页
⑨：同上，第001页
⑩：同上，第307页
⑾：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001页
⑿：同上，第001页
⒀：方舟子：《悼念黄仁宇先生》，载《新语丝》月刊2000年第二期
期末论文
课程名称：城市社会学 姓
名：景楠 班
级：48班
学
号：
关于计划生育国策的讨论
一、计划生育国策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国政府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提到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来认识和对待，并逐渐开始加大对计划生育政策行政执行的力度，究其原因，一是当时我们已意识到我国人口绝对数过大、增长速度过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二是我们党对建国以来二十余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补救。
建国前的旧中国，我国尽管一直是一个人口出生率高的国度，但由于连年的战乱、疾病和极其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导致我国一直也是一个高死亡率的国度，人口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正负相抵，使得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百分率上，人口增长比较缓慢，到1949年建国时，我国的人口总数仅为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和平建设与经济发展时期。随着人民群众的劳动、医疗和生活条件的明显改善，我国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在人口出生率继续保持在一个高水平的情况下，我国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从旧中国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向新社会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从1949年至1957年仅8年，我国人口就从亿增至亿，增加1亿人口的周期从过去的37年缩短到8年。为此，1957年7月，时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本着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就人口问题所作的几年社会调查和思考整理成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1。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仅指出了我国人口增长太快，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金、设备、原料、粮食、就业、教育、科技、人民生活水平八个方面形成尖锐矛盾的严重性，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办法，即发展生产力、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实行计划生育)。只可惜解放初期的这8年，由于人口数量过大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尽管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也预感到了人口过快增长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也主张节制生育，提出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控制人口增长的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更为可悲的是，正当马寅初不断阐述自己《新人口论》观点的同时，反右斗争也正在进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把马寅初打成右派，将他的“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混为一谈，把马老在人口问题上向党和国家提出的忠言说成是危言耸听地向党发难，甚至给他扣上了“假学术之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历史上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一顶顶大帽子。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遭受错误批判的命运，无疑给当时本就不旺盛的计划生育之火浇上了一盆冷水。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人口出生率下降，而死亡率却急剧上升，这三年仅政府公布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达4 000万，以致出现了有史以来不正常的人口负增长。其实，发生这种灾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与粮食人均的快速减少发生矛盾，导致大量人口死于饥荒。可事后我们并没有吸取这一惨痛教训，依然没有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在经济稍有好转的1962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迅速回复到%，1963年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7%，自然增长率竟高达33%，刷新了我国人口增长历史的最高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生育高峰年2。此后不久的几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在“一切政治挂帅”的岁月里，显然难于排上议事日程而被关注。直至197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仍高达%、自然增长率则高达23%，人口过多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日益凸显，使得周 12 郭志仪.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J].西北人口, 2003,(4)： 2~7.侯亚非.国策到国法———中国计划生育历程回顾[J].新视野, 2004,(3)： 55~57.恩来总理在1970年的计划会议上不得不呼吁“人口非控制不行”，因此才有了1971年7月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51号文件的出台。整个70年代，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被党和政府高度关注，我国在人口出生控制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下降至1979年的%，自然增长率从23%下降至%，10年内出生率下降17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下降15个百分点；全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1降至1979年的5，平均每个家庭少生了3个孩子。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计划生育的成果，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
二、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计划生育的立法过程可谓是曲折不平，多年来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起草，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台。上世纪70年代初，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需要，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生育主张。“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最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1984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文件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摆到了台面上，经历了三年的努力，在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在人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计划生育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了地位，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方针、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保护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的现状及变化
（一）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人口的状况与实施后人口现状的对比
计划生育实施前，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带来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计划生育实施后，在人口趋于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人口的老龄化、就业形势严峻、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下面将从几个阶段来说明实施前后人口的状况。1实施前我国人口的状况
（1）1949—1957年处于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
1949年至1952年，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表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整体趋势却是逐渐下降的。数据表明，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自然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1954年达到‰的较高水平。到了1957年全国人口增加到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7171万人，年平均增长1434万人，8年中共下降‰，年平均下降‰，下降相当迅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生育的高潮。（2）1962—1973年处于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
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以1963年的47‰和33‰为最高，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而人口死亡率从1961年的‰下降到1973年的‰，已属较低水平。在长达12年的生育高潮中，共增加人口万人，成为20世纪人口发展史上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一次，也是第二次生育高潮。2实施计划生育后的人口现状
（1）1981—1990年处于潜伏的人口生育高潮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口接近10亿人，对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而由于育龄妇女逐渐增多，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上升到1987年的23‰，上升个千分点；人口增长率由17‰上升到‰，上升了个千分点，199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万人，3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2）1991年至今处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稳定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和生育水平都进入完善、稳定和稳中有降的阶段。出生人口是逐步减少的，由1990年的26‰下降到1996年的‰、2000年的‰，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下降到1996年的‰、2008年的‰。4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四、计划生育国策实施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几十年年，所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令人瞩目的，主要表现为： 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类型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年后，我国人口再生产的类型实现了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根本性转变，也意味着我国人口再生产提前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迈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的行列5。自1971年至1998年的20多年间，我国累计少出生人口8亿。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计算，分别增长倍和2倍。若不实行计划生育，则只能增长倍和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能达到600美元，到上个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就要落空。而正是由于我们实行了计划生育，才确保了翻两番、人均达到800—1000美元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我们下一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还极大地减缓了我们今天的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据统计，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年，提高到2000年的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约占城镇劳动力总和的17%，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30%以上，而截止到1998年，全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减少的15—27岁人口达亿，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总数将增加1个多亿，就业的压力就更不堪设想了。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积极作用。2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改变了我国传统家庭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崇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多子多福”的伦理价值取向，希望通过生育而达到人多势众、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和农业社会落后的生产力需要更多劳动力的现实需求，使得我国传统家庭都有着旺盛的生育欲望，长辈或父母一生的操劳和精力主要都投放在生儿育女上。由于生育儿女多、家庭负担重，因此中国传统家庭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水平一直都是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准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生育子女明显减少，为养育儿女所承受的经济压力明显减轻，这就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正呈逐步缩小的趋势，2001年我国家庭户平均为人，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平均生育不到2个孩子，这与1970年我国平均每对夫妇生育近6个孩子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家庭收入逐步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家庭规模缩小，消费人口减少，也就必然使得中国家庭的消费水平大幅度地提高，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据《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研究结果：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10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9月,第1版：王胜今,等.论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的历史贡献[J].人口学刊, 2003,(3)： 3~~1998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按当年价计，增长了倍，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居民消费水平只能增长倍。过去中国家庭的消费主要用于生儿育女，用于维持一家人吃饭穿衣最基本的生存，而今的家庭消费，更多的是用于子女教育、住房改善、旅游休闲等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活品位的提高方面，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方式正悄然发生着变革。3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促进了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
人口素质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其中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而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很大意义上又是由文化教育程度决定的。以上海为例，1990年上海市民每10万人中受过大学及以上文化教育的人数为6 537人，而到2000年时则上升为10 940人。北京市也同样如此，2003年北京市文化素质指数和科技素质指数分别较2000年提高了点和点。2003年，北京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2%。可以说，这些年我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明显提高与我们坚定不移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密不可分的。由于出生人口及用于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减少，使得每个家庭和国家有可能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经费，也使得每个人有了更多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高素质的人口是国家的宝贵人力资源和重要财富，低素质的人口则往往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包袱，只有不断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将人口资源潜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才能使我国成为人才大国，科技大国，经济强国。
4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为我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基础。
人口、资源、环境是社会存在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有一个平衡问题，要保持这种平衡，一方面需要对人口的再生产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使人口的数量与拥有的资源和生存的环境处在一种最佳结合状态；另一方面则需要我们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并注意保护我们赖于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力。
建国以来，我国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数量过多，再加上不注意保护环境和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已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仅以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资源———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为例，我国虽然国土面积较大，但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加之由于人口大量增加和工业、交通、住房用地的不断扩大，使人均耕地不断锐减，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量已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我国的水资源同样因为人口的快速增长、工业化的高速进程而日益紧缺，目前我国人均拥有的水资源也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假如我们不实行计划生育从而少生3亿多人口的话，我国面临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短缺的形势将更为严峻。与此相应，粮食资源也是如此，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我国人均粮食产量已由1970年的公斤提高到了1997年的404公斤，若不实行计划生育，粮食产量的增长会因为赶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将不可能满足我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生产对粮食的需求6。
此外，实行计划生育还有效地减轻了对环境的压力和环境恶化的程度。由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和活动的载体，在人对待环境的态度既定的情况下，人口数量越多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和破坏就越大，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由于实行计划生育减缓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也相应地保护了环境。
五、计划生育国策实施所带来的问题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在我国实施时间比较长和涉及范围特别广的基本国策，我们在看到了它的巨大成就和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很好地对其所带来的相关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这些问题主要有：
1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对新生代男女性别平衡造成一定影响。6姚宗桥.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性质和表现形式[J].中国人口科学, 2003,(5)： 72~78.计划生育国策实施后，由于生育子女的数量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夫妻受传统观念影响和基于养儿防老的现实原因，都希望生育男孩，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这样一来，为了达到生育男孩的目的，有的妇女在怀孕期间通过各种非正常渠道到医院做胎儿性别检查，一旦检查发现所怀为女胎，立即采取引产等手段中止妊娠。有的家庭，当发现生下的是女婴时，竟狠心遗弃甚至残害。这些人为干预因素的出现，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状态下出生的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平衡的状况。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全国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而按照国际上长期的观察，正常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般在103至107之间，若出生婴儿性别比长期偏高，必然会造成婚姻年龄段男女两性人口的比例失调，并促使男性婚姻竞争加剧，甚至导致拐卖妇女、家庭不稳定等一系列现象的发生，也将危害社会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对此，政府应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明令限制或禁止胎儿性别检查行为，对残害女婴的不法现象进行坚决打击。
2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给社会带来的养老问题。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一方面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这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与此相关的是我国人口正逐渐老龄化，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据《中国人口》杂志的专家们测算，我国60岁及60岁以上人口在1999年2月20日已悄然越过占人口10%的标准线，到2005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亿，占总人口的%。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养老问题，在我国经济尚欠发达的条件下就进入了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使得社会供养矛盾特别突出。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前，那些没有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的老人，其养老问题多由子女解决，由于生育子女多，分摊给每位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相对也就轻。可如今，因为子女少，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压力就相对大，尤其是农村的纯女户，按照传统风俗女儿出嫁后可以不承担父母的养老，这就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越来越多的养老保障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妥善解决。
3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引发独生子女教育难等家庭、社会问题。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普遍实行较为严格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以来，许多家庭，尤其是在城市，大多数夫妇确实是响应国家号召只生育了一个子女。由于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孩子往往就成了一个家庭的小皇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父母等长辈亲人自觉不自觉地溺爱，极易滋长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个性；同时，因为今天的多数青少年从小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缺乏家庭小伙伴的环境中，这对孩子从小的交流、交往及身心的健康成长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以致今天的家长们对自己的独生子女教育普遍都感到头痛，“独生子女教育难”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付出更多的努力。
六、小结
综上所述，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不仅利国利民，而且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应该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失误都有两面性，我们应抓住主要方面。计划生育政策不可避免的会给社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为此而否定它。针对中国目前及以后的发展状况，我们现阶段必须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能放松。针对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而带来的相关问题，我们既要认真分析、总结，积极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人口问题上还只能继续实行一种比较严格的控制生育政策。因为尽管目前我国的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但我国的人口总量在未来50年预计还要增加3个亿，而只有继续保持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到21世纪中叶，我 6 国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大约16亿后才有望逐渐下降7。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基本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才能达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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