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与义议论文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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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种类可以分为义友和利友，这两种朋友乃人生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朋友群，或者说生活圈，彼次共同构建出人生精彩的篇章，绘制出人生精彩的画卷。义友和利友是人生的必须组成部分，也是每个人生存生活所必要的。
义友与利友是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无可厚非，也没必要回避其存在，是一种生活中所必备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生活的“圈子”，“圈子”里的成员主要以朋友为主，而所谓的朋友又可主要分为义友和利友两种。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需获得自身以外的帮助与支持，为了彼此间的利益需求，这些人共同建构出一定的圈子，相互帮助共同达到各自的目的，此乃利友；为了共同的志趣、爱好、理想彼此走到一起的人，称之为义友。
利友之间以利益需求为纽带，失去了利益的支撑，彼此间的关系就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关系经不起时间的洗礼，更是无法经得起考验；而义友之间，不存在利益的瓜葛，彼此之间名利意识淡泊，是一种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彼此间的往来不为利益所驱使，却能经得起岁月的洗礼与考验。
人为了工作、生活、爱好、理想、志趣和利益必须与社会成员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构建出“朋友圈”，朋友之间到底属于那种类别的朋友，每个人各自心中都会有定位。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地，要想达到自己心中的目标或者某种利益的诉求，就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结识、结交并团结一定范围内人，并与之发生密切的联系，为的是达到日后或相当长的时间内合作共赢之目的，这类朋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友。
利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或者说相同、相近的利益关联，为了达到某种利益的平衡或利益的满足，营结而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利友之间始终以利益为前提，利益是维系彼此关系的联接点或核心，一旦失去利益的关联，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一切皆会烟消云散，失去了利益的制衡，利友之间的关系就会因之消逝。
义友则是一种相对比较单纯的社会关系，这样的人彼此之间不为利益所驱使，维系其关系的核心在于共同的人生观、志趣、理想，它们之间的交往没有名利意识，名利对于他们来说显得淡薄。义友之间没有强烈的物质及利益意识，以情致为主导，不为时空、地位等外界因素所影响，彼此之间几乎是心有灵犀、心照不宣，一举手一投足都能心领神会，
做什么事情都能密切配合。义友是一种稀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色会关系，俗称知己。因为稀有与难得，所以古今常有人慨叹，人生难得一知己，知己显得极其珍贵。
义友之间彼此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得益彰，相互付出又毫无怨言，无怨无悔，无所保留，是社会生活中的一朵奇葩，为众多文人志士所推崇，管鲍之交、知音之交、舍命之交、胶漆之交、鸡黍之交、桃园之交……字里行间无不透漏出一定的信息，他们无不以义字开始和结束，成为古今传颂的佳话。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峰奔利而去。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伯乐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棗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以买到期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和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价格。
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于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不容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生，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权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创造不同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判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有真性情的人，在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
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菱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检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学生的一收一拒，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无不在告诉我们：要正确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地托住了从高楼坠落下来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选择了义，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那样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在选择义的同时也选择了利，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看法不一，就像孔子对他的学生行为的评价一样。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是毋庸置疑的。
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利与义务，行了义何惧于收利？难不成做了善事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政府，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和款待。然而，中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在他做了这么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后，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百名警察寻找他。镇长郑重地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得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着一个社会对善行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对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朵鲜花，义是那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喜之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接受了500万元的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知道这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我只知道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世界亿万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是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奖项是对千千万万有志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心中自存清澈透明，又哪怕是世间的利。正确对待义和利，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能掌她”。早在初中，我们就学习到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那么利和义呢？在利益和道义的关系中，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取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了。
在鱼和熊掌的故事中，熊掌的价值远高于鱼，所以我们选则了熊掌。那么，我认为，在利与义的决则中，义也是远大于利的。舍生取义，名垂青史者有，舍生取利，贻笑大方者也有。《论语》有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淡泊名利的君子，就好像晨间的朝露，笔挺的修竹，谦逊的文松，雨后的清荷。淡雅中又漾出幽兰入梦般的馨香，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轻易划开高洁的涟漪。《庸言》道：“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就是说做多少善事都不为过。而仁义，难道不就是善良之举吗？自古以来，无往不利，无利不为者，有哪一个是彬彬有礼的君子，又有多少是道貌岸然的小人呢？利益的诱感力很大，可是当我们摆正自己的人生态度，以君子的道德观念来要求自己，利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利益只能满足我们的物质条件，并带不来精神享受，又何必去考虑呢？精神食粮，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源头活水。
那么，选则“义”就必须要弃，“利”了吗？并不是的，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这个道理了。君子对于“利”，不是不需要，而是君子能够正确的对待，运用正确方式来获取利益。既得到了利益，又不违反道义，这才是君子之风。但是这并不是同时得到了鱼和熊掌，因为君子的利益，是在道义的范围内的，而没有超出。而那些得到“熊掌”，又想着“鱼”的，往往都是些不道德的“鱼”了。
所以，对于利与义，我们应当正确的看待，做君子应该做的事——如果为了利益而违反了道义，那是万万不可取的。但是反之，若是为了道义而舍去了利益，才是君子应有的态度。
其实在获得义的同时，也获得了利——精神上的成长，美好的品质和善良的人格。做一个君子，怀抱着仁爱善良，坐看利、义兼收。才是利与义的价值体现。
春秋时鲁国政府规定：鲁国人凡是看见在外国沦为奴隶的本国人，可以先垫钱赎回，回国后到政府去报账。孔子的一个学生赎人后却并未报账，孔子却严厉地批评了他。
因为人们假如垫钱赎了奴隶，不报账自己会蒙受损失，而报账了则说明自己的品格不如孔子的学生，于是以后只好假装没有看见。
鲁国这条规定，是从百姓的角度考虑的，既能赎回本国人，百姓也没有损失。那些重利的人自然也不会纠结。赎回本国人，称“义”，到政府去报账，称“利”。如此可得“义”而不失“利”，不少人愿意去做。可因不失“利”，才愿得“义”的行为，让人深思。
在如今这个现实社会，大多数人往往会将“利义”的天平向“利”倾斜。尽管我们从小就听过孔老夫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古训，如今也有“八荣八耻”这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时刻鞭策着我们做“重义”的人，提醒着我们“义”比“利”更重要，但现实却是“无利不起早，百事利当先。”
“利”并不仅仅局限于钱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若要良好地传承“义”的传统，必须先有良好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让精神文化更上一层楼。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也在日益增强，产生了更多关于“义”的问题。比如近几年发生的“彭宇案”“小悦悦事件”等，一次又一次地警醒着我们。“利”仍是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可因“利”而失“义”，这让国家未来如何发展？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出了多少个重情义的豪杰。可在现在，你若不讲“义”，便会蒙受指责，若不要“利”，也会被人说傻。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无法避免地去追逐“利”。但是让“利”与“义”共存，让我们国家既繁荣，又重情义，才是我们真正要做到的。
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大多是这样的说法，君子重义不见利、施恩不图报、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在义于利的交锋中，咱们民族一贯视义为荣，瞅利为耻。也正因为此，历朝历代涌现了不计其数的大爱无私之人，他们以自己的光风霁月般的义举绚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凭自己的拯弱扶贫的精神温暖了千千万万颗悲冷的`心灵。这些不计回报的馈赠，这些挺身而出的义举让我们活着有意义、有方向、有力量。因此孔子的弟子奋不顾身下水救人后收取贵重酬谢引来大大家的纷纷议论，也在情理之中。但孔子对他弟子的这种行为却大加表扬。
孔子的态度为什么总与大家相反呢?因为他明白，义而不利，行而不远。对一个人而言，实现一项义举一件善行，不是难事，难就难在多做一些，不间断地做下去。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空间，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权利。非功利的行善仗义，付出精力与财力，内心固然得到了慰藉与充实，人格与灵魂因为无私无悔而变得饱满而鲜活。但人终归是社会之人，他不免受制于现实中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绝不能苟求一个人总是牺牲自己奉献自己。也正是由于这种牺牲和奉献使得许许多多的人视行善举义为畏途，从而他们只是感动感激只是钦佩敬仰，却不效仿不加推广。
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成一些有识人士，也包括那些在别人的善行义举中获得利益和受益人，能够主动且真诚地对善行义举的实施者给予合适的回报，让他们真真切切地因为自己的本不图报的行为获得了精神与物质的补偿，让他们真正的发现，自己的行为与其说是帮别人帮助社会不如说是在帮自己，是在为自己为亲人为社会积蓄生活的美好，惟其如此，有爱有善之人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施爱使善，他们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或世薄之叹，让义行能够得到精神或者物质的回报，对此，政府机构有责任去建构一种机制，形成一种常为规范，始以规范，终以风俗。
我们要让好心人有好报，这样好心人才会层出不穷，义善之行才会蔚然成风，我们发自内心地赞同咱们传统的义利价值观，重义轻利，但我们不排斥利。我们更欣然地接受施恩之后的回报。只有这样，这些神圣而美好的品行，才能光而大之，才会使我们明白什么叫高贵什么叫做伟岸!
——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这个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借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的迂君子。那个时代过去了。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蜂奔利而去。 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辩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的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这是当今的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试问，不花钱你可能买到，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想靠形形色色的义的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 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上的。创造不同于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差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有真性情的人，与人相处惟求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所逐的时代，他待人接物有一种闲适之情。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的生活情怀。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着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箫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 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更为逐利之辈所不到。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气度些。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一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在利与义面前，我们是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利与义当头，我们必须选择义，这样才能体现我们的高尚品格。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利呢还是选择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两则例子。
第一个例子：在某个村，有一项规定，谁平时做的好事多，平时为村里服务的多，国家的救济政策下来，这个人就可以优先考虑。在一个下雨天，一条人走的土路又被毁得面目全非，李叔像往常一样拿了铁锹出去了，但他并没有想着是要得到补贴。其他人也认为和往常一样，李叔是做他应该做的。一条损坏的路又被李叔修复了。过了几天，国家的救济粮发下来，队长按规定，优先考虑了李叔，并向全村表明，这是一项有实际意义的规定，不是闹着玩的。李叔接受了国家的救济粮，没有说什么推辞的话。村里的一些长舌头就议论纷纷：“怪不得前几天下雨，他拿着铁锹去修路，原来就是为了这袋面呀，他可真是会赚。”这些长舌头虽然嘴上这样说，但心里也想着，如何做些事也得到国家的一些救济，这样就可以少买一袋面，节约一袋面的钱了。此后，每当村里有什么需要人手的，他们都抢着干，就连修路的人也多了，原告是李叔一个修，需要一整天才能修完，现在全村人都上，不到半天的时间，路就修完了。
李叔的行为调动了全村的积极性，鼓励了更多的人去管理这个村。
第二个例子同样是在农村发生的。在这个村里，有几个孩子特别地惹人喜欢。他们喜欢帮助人，并且从来不求回报，受帮助的人给他们报酬，他们从来不会收，还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这几个孩子的乖巧懂事赢得了全村人的赞扬，但这却给人们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村里的人叫一些人的三轮车拉东西，拉完东西，受帮助的人给钱，车主是不能收的。如果收了这些钱，人们就会觉得这些大人的品质连一个小孩都不如，这些人会遭到别人的嘲笑和辱骂。但如果不收这些钱，车主就会受损，他的油钱只能自掏腰包了。所以，当村里人有事请帮忙时，他们都会以各种理由推辞掉，以免自己受损。
这些孩子虽小，但他们的行为却影响了整个村，人们解决这些问题原本是举手之劳，但现在却变得左右为难。
如果世界上多一些像李叔这样的人，那世界就会得到每个人的保护，和睦相处；如果世间多一些像小孩这样的人，世界就会变得冷漠、孤寂。所以，在帮助别人后，我们应该选择利，以带动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人。
义和利本就不牵扯，你可以得利又得义，也可以舍利取义，或者舍义取利，只不过得到的反响是不同的，得利又得义是一种二 者兼得的方法，即获得了别人的夸赞、自己的荣誉，还获得了一定的报酬，这是一种人人都向往的，也是智者所为。
但如若舍利取义的话，你本身的某些东西会得到一些损失，不过，你也许会被一些人记住、被夸赞，甚至流芳百世，子孙也得个好名头。不过，要是你舍义取利，这样即使你得到了好处，精神上也不会好过。
总体来说，这要看你的衡量。
义与利的关系再孟子的《鱼，我所欲》中也被提到过，他所倡导的是；义重于生、义重于利和不义可耻的道理，提出舍生取义的主张。告诫人们要辨别义和利．不要失去“本心”.也就是舍利而取义。
舍利取义是自古中华的传统美德，不过现在也提倡取义又取利，这是一种公平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