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有云3篇(梁启超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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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
与诗歌、小说、戏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
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是一位学者，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在清代学术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他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1928年由于经历恩师康有为去世，爱徒范静生去世，王国维投湖等大悲之事。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
古语有云：“言必出，行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都是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做人要诚信。诚信二字重千斤。
被称为“信义兄弟”的孙永林、孙东林，又一次见证中华文明中的“诚信”二字。
过年应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但孙永林为了按期付给工人工钱，冒着大雪带着全家与弟弟道别，由于汽车追尾，孙永林全家遇难，弟弟忍着失去亲人的痛苦，为了按期支付给工人工钱，毅然踏上哥哥没有走完的路，替他发放工人的工资。由于数目不详，孙东林叫工人自己凭良心拿。工人们领到工资回家跟家人团聚，而兄弟俩却阴阳两隔，再不能团聚……一场信义的接力赛，又一次点燃了“诚信”的火炬。
是啊，用生命践行着自己的良知，用诚信证明自己的品格，当业主帮别人买彩票中大奖时，因为诚信，因为坚持圣洁的操守，因而在巨额金钱面前没有动摇，而是如数将其还给应得的人。
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我们树立起诚信的榜样。西汉时的季布，做人守信，答应他人的事总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做。故有人说：“得黄金千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可如今，诚信这朵奇葩却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凋零，枯萎，被人们遗忘，丢弃。不守诚信之风逐渐蔓延：曾惊动一时的安徽假奶粉事件，那些厂商为了谋取暴利，而不顾及一个个幼小的生命由此将生命扼杀在摇篮中，难道他们没有一点同情心和道德观吗？还有2008年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那些所谓的中国驰名品牌，他们怎么忍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将黑暗、贪婪的魔爪伸向一直相信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他们怎么忍心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笑脸失去生命的光彩？他们的道义去哪儿了？他们的诚信去哪儿了？
也许诚信只是一句许下的愿望，也许只是一个细微的举动，也许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承诺，但诚信叫人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必须完成自己的承诺。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是我们的祖先代代相传的美德。信用即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又是一种无形的财富，还是连接友谊的无形纽带。一个诚实的人，不论他有多少缺点，同他接触时，心神会感到清爽。这样的人，一定能找到幸福，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这是因为以诚待人的人，别人也会以诚相见。诚实守信，兴国安邦，一个伟大的祖国必然是一个诚信的国度。
诚实不是一次“删除”，也不只是一次复制，更多的是“连载”、“粘贴”、“转载”。相信，只要人人都诚信，世界将要成美好人间。
【评点】这篇文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很好的材料来阐发诚信的涵义。即2009年“感动中国”的那两个亲兄弟的故事。这个材料尽管家喻户晓，但用在此处却使人眼睛一亮。多么贴切，多么提神！文章重内容，内容靠材料铺就，你选择怎样的材料，从一定意义上说就决定了你文章的档次。所以，一定要选择富有思想底蕴的材料来充实文章的内容。这位考生做到了，他得了一个不错的高分。
梁启超（１８７３年－１９２９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鲜为人知的是，梁启超在忧国忧民、勤奋著书、匡国济世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孙身上，言传身教，悉心培养，使长大成人的９个儿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们的父亲一样有爱国心。他们从不依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默默无闻地奉献。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皆才俊
梁启超的９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１８６８年－１９２３年）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梁启超的第二个夫人王桂荃（１８８５年－１９２４年）所生。
一、长女梁思顺（１８９３年—１９６６年）：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１９０８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她操守高洁，在１９３８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独自抚养４个孩子，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她却坚决不肯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以后，她又拒当“国大”代表，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曾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
二、长子梁思成（１９０１年—１９７２年）：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成１９１５年进入清华学堂学习，１９２３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学，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８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九一八”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的建筑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开拓了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梁思成长期从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４７年，他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委员。他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７２年，在**中受尽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三、次子梁思永（１９０４年—１９５４年）：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过的。１９２３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１９３０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龙江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１９３１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１９３４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１９３９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成果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５０年８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１９５４年４月２日，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的他心脏病发作在北京逝世，终年５０岁。
四、三子梁思忠（１９０７年—１９３２年）：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１９３２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２５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五、次女梁思庄（１９０８年—１９８６年）：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１９２５年，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嘱咐，梁思庄被大姐梁思顺带到加拿大读书，先是在渥太华中学学习，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１９３０年，她获得了麦基尔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她又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并获得图书馆学士学位。１９３１年学成归国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１９３６年，梁思庄重返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西文编目组长、主任。１９４３年—１９４６年，她在因战争而南迁的成都燕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迁回北京后，她继续担任图书
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任图书馆副主任。１９５２年，原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后，梁思庄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书刊资料十分熟悉；她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被公认为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并且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她一生致力于图书馆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和教学工作，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５０年。１９８０年，已届古稀之年的梁思庄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并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１９８１年４月，积劳成疾的梁思庄患上了脑栓塞。此后，她因病卧床５载，于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０日去世。
六、四子梁思达（１９１２年—）：著名的经济学家
１９３５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１９３７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１９４９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１９６５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他１９７２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七、三女梁思懿（１９１４年—１９８８年）：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１９３３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她１９３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１９４１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国，在美国学习美国历史。１９４９年，在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后，她立即离美回国，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８年病逝于北京。
八、四女梁思宁（１９１６年—）：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１９３７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１９４０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１２３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１９４８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３５载，一直到１９８３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九、五子梁思礼（１９２４年—）：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１９４１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
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在普渡大学期间，他仅用两年的时间就修完３年的课程，并于１９４５年取得了该校的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硕士（１９４７年）和博士学位（１９４９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回国后，他被安排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了国务院组织的“１２年科学远景规划”起草工作，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研制的长远规则。１９５６年，他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１９６４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他参加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震惊世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他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
梁思礼１９８５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９８７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３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９４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获“何梁何利奖”，１９９７年９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此外，他还曾获“何梁何利基金奖”，担任过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