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回忆录文档3篇 回忆母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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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楚先生是参加中国共产党井岗山时期的少数人物中之一,现在,这种人物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是不多了。龚楚先生龚楚将军回忆录
从参加农民运动到上井岗山,由井岗山到瑞金这一时期,固是龚楚先生的十一年红军生活,也是中共苏维埃运劲时期的主要历程。至于龚楚先生本人,首先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继而又参加中共,成为红军主要人物,后来又脱离中共,他本人这一番经历确是不平凡的。
五四运动前后一部份急进的学者和青年,开始仰慕俄国革命,倾向社会主义。那些参加中共的青年,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既无研究,更无所谓信仰:他们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际,也是一知半解,那批青年几乎都是对于中国的积弱和腐败,怀抱着痛心疾首的心情,他们心目中所憧憬的,是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之中国。中国一直被专制政权统治着,政治腐败极了,古老的文化又是脆弱的和空虚的,外侮纷至,国亡无日。民国以后,此种情况,并未改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无论在理论上行动上,已经具有急进的特色,然而孙中山先生穷毕生之力,仍未能撼动专制统冶的根本;这就使中国那一代的年青更加偏激了。
正在这个时候,俄国人来了。中国人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俄国人就告诉中国人如何去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侵略。俄国人教育中国人如何组织革命政党,如何组织工人和农民,如何组织青年和妇女,如何组织军队,如何进行地下工作,如何革命夺取政权。这一切大体既不违反中国革命的需要,尤适合一般急进青年的口味。可是俄国人并不是为完全无私的目的而来的,原来俄国人是要找寻它的东方打手,要将充当帝国主义后备军的殖民地转而成为它自己的后备军的地盘。俄国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并非独立的中国。
我们读了龚楚先生这本书,就可以了解和同情当时青年这一不平凡的经历。面对中国半世纪来的这许多演变,也将发生无限的感慨。今日青年读了他这本书,也可以知道今日中共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从而对今后中国的路向有更清楚的取向。
母校二三事
离开母校三十余载,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转眼间,母校即将迎来80年华诞。
XX中学,这个我曾经学习、生活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地方。对于毕业多年后再回到这里的我,还是无不萦绕着一种熟悉的氛围。如今母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大气派的校门,宽敞明亮的教室,干净整洁的校园,令人兴奋的光荣榜,一切都说明着母校给我带来亲切感的同时又有全新的感受。我是八十年代初进入XX中学读的书。那个年代,校舍非常的简陋,几百个学生住在一个大的礼堂里面。我们用建筑工地上的篱笆当作床垫,用稻禾铺在上面,然后盖上被子,几十个学生扎堆的睡在一起。而现如今学生公寓里设施齐全-----双层的钢架床、独立的卫生间以及壁橱,每个同学还有一张读书学习的小课桌等等,这么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和当年相比,简直就是“天堂般”的享受待遇。但回想我年少时的那段求学时光,木板的温润、大伙儿挤作一团的温暖,那般景象还清晰印在脑海,令我怀念。
那个年代,我们每个月有30斤的粮票,7块5毛钱的生活费。我们吃的是五分钱一个菜,偶尔食堂供应一毛五分钱的氽汤肉,那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奋力拼搏,挤进卖饭窗口,才好不容易打打牙祭。那时候,大家关系也都比较好,有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大家都会一起分享。我记得,每次晚自修结束后,当我回到几百个人的大礼堂,我总会闻到各种不同的香味,饭香、零食香总参杂着汗味、鞋臭味。一个同班的同学在晚饭后买了10个馒头,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一分而光。那时候,麦子煸炒后磨成麦子粉,用开水冲泡,再加一点点糖粒,每次喝到这种麦糊糊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这是人生中一大乐事。我想,也许是那时特别艰苦恶劣的环境,锤炼出我们坚忍不拔的精神,造就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品格,让我受益终生。
当然,不管物质条件多么艰苦,但在XX中学却从不缺乏刻苦读书的同学。年少的我来自附近的乡村,很早就懂得父母的含辛茹苦和求学的不易,在求学的时间里,多少个挑灯夜读的日日夜夜。求学固然艰辛,但最令人怀念的还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始终互相关心、开诚相见、和睦相处、平等相待的浓厚氛围,而在学校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同学友谊的弥足珍贵,师生情谊的真挚感人,致使多年后,我依然无法忘记这种感觉。
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是一个对教学很负责任的教师,他会坐在教室的讲台边陪我们上晚自修。我们的作业他总是采用面批的方式,他会把我们叫到讲台边耐心的跟我们讲解错的题目。由于他是教语文的,在他身上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他喜欢用幽默的方式和我们讲解课文,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下,我们很快的就熟悉了文章的主旨内容。
我记得,我曾经写了一篇作文参加比赛,很荣幸的是,校长亲自指导我写作以及修改作文。最后,我写的作文被选入了《习作选》。
我的物理老师,郭老师,他是住在学校的,只要我们在这门课上有疑问了,他都会在第一时间给我们答疑。郭老师和我们亦师亦友,我们周末的时候喜欢和几个同学结伴去他家一起玩耍。
我的化学老师,周老师,我最敬佩的一个老师之一,他授课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个粉笔盒。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还和同学打赌,周老师一定是忘记带来,这堂课肯定乏味无趣,当他张口授课的第一秒,我们就震惊了,他教学艺术精湛,讲课入木三分,同学们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虽然没有讲义,但是书本的各个方面他都能很好涉及到。课堂充满了生机,我们每个人都抬着头,眨巴着我们的眼睛,看着一个又一个奇妙的化学实验,不知不觉一堂课的时间就过去了。虽然我还为此输掉了一根冰棍,但是让我对化学充满了兴趣。
老师不仅在学习中教会了我很多,在生活中也默默的影响着我。那时候,在食堂吃早饭时总会看见一个人在食堂忙里忙外,他就是我们的校领导XX。后来我才知道,X老师为了让学生早点能够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每天早上亲自去帮厨,给同学们发馒头和点心。我记不清还有多少老师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甘当人梯。总之,很感谢他们在我中学生涯带给我的点点滴滴。
在中学的时间,是充实的。学校后的小河边是我们的一个乐园,我们会在那里捉捉小鱼、小虾,洗洗衣服、刷刷碗、刷刷鞋,夏天的时候,我们几个男生还喜欢在小河里游游泳。由于学校的管理很严格,我们一个月才能回一趟家。有一次放月假,我和几个朋友为了锻炼自己的毅力,同时也为了节省路费,步行了4-5个小时才到家。虽然回到家后,我们都疲惫不堪,但是我们都很自豪,因为我们坚持下来了!
正是经历过充满关怀和友爱的XX中学生活,才让我懂得只有坚持和谐共处、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才能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正是经历过简朴的XX中学生活,才让我懂得艰苦朴素应该是每一个人生活中应时刻牢记的准则,因为物质的追求只是暂时的,而精神的高尚则是永恒的。
正是经历过至诚至真的XX中学生活,让我深深地领悟到,美好环境是由人的心境造就出来的,只要用心去欣赏周围的一切,那么你就会有生命中最真诚、最朴实、最美好的感觉和回忆。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祝福母校八十华诞庆典,追忆母校对学生的深情厚爱,表达学生对母校的感恩情怀!衷心地祝愿我的母校——XX中学,蒸蒸日上,永远辉煌!
我在母校博学中学(现武汉四中)学习的回忆片断
袁隆平
2009年4月21日下午,我再一次踏上了我日思夜想的母校——博学中学(今武汉四中)。母校的现任领导武万忠、高建国等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同志、硚口区委书记王绍志、区长胡勤华同志的陪同下,我参观了母校美丽的校园:经博学广场,历8000座位的标准田径场,从桃李园曲曲折折的小路,过涌泉,游生物长廊,访当年教室——钟楼,听鸟语,闻花香,进入富丽堂皇的博学礼堂。几次回母校,一次一个样。母校巨大的变化,令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久远的博中时代——
1939年春,我们一家6口人随父亲转辗湖南等地逃难到了重庆。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是陪都,因此已沦陷或部分沦陷的省、市,有许多当地的机关、单位和学校,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都迁往重庆等大后方,汉口博学中学(下面简称“博中”)就是其中之一。新校址坐落在重庆市郊南岸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很美丽的山区,周围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博中的姊妹校懿训女中(当时博中为男中),也建在这里,彼此毗邻,我们经常听到随风送来懿训女中唱诗班的优雅歌声,令人神往。
1943年春,我从赣江中学转学到博中读初一下期,是我哥哥袁隆津极力主张我转学的,他当时已在博中读高一,他认为博中的教学质量比赣中好。从初一到高二,从重庆到汉口,从13岁到17岁,我就一直在博中学习、生活了四年多时间,可以说,我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博中度过的。因此,博中是我最感亲切的母校,她给予我培养和教育,对我的成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都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儒珍博士,堪称一位教育家,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因此,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确实不浅,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
博中是英国伦敦会创办的教会学校,但学校里的宗教活动甚少,信教与否,完全自觉自愿。在校四年多,我只参加过两次宗教活动,一次是在重庆的懿训女中听一位神学院的牧师讲道,他演讲的题目是否认“There is no God”。哲理深奥,我听不懂,因此对我没有说服力。另一次是在汉口本校的礼拜堂,但这纯粹出于好奇心,只想见识一下礼拜的仪式和活动内容而已。
重视英语教学,是教会学校的特点之一。其它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习英语的风气在博中很浓厚,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有三位老师讲授英语,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为“North star”),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会话,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包括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撰写论文等)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重庆博中,生活很紧张和有节奏,晨6时响起床钟声,10分钟后在操场集合做早操。训育主任胡必达老师总是在起床铃一响就马上赶到学校宿舍查睡懒觉的,手里拿着一根竹片,敲打那些还在睡觉的学生的铺盖,催促他们起床。某晨,几个顽皮学生要捉弄老师,他们把几个枕头包在铺盖里,假装成一个学生在蒙头睡懒觉。胡老师走进来,用力敲打那铺盖,但没有反应,掀开一看,才知道上了当。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既高兴又恐惧,不敢出声,生怕老师追究而受处分,但胡老师并不以为然,只是笑了一下,于是大家才哄堂大笑。
1946年秋,大概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学校送一批所谓救济物品,都是一些破旧的衣服和鞋袜。起初,几个同学穿上高跟鞋、女式花衣和裙子,扮出各种怪模样和做出各种怪动作,引得大家啼笑皆非。随后,同学们就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以示抗议。
1947年6月,湖北省举办全省运动会,学校挑选了十几名体格魁梧的同学参加汉口市的游泳选拔赛。我非常喜爱游泳,便向体育老师周庆宣报名,要求参加预选。他朝我打量了一番后,摇头说:“你个子太小(当时我尚未发育),没有体力,不行!”次日早晨,周老师带队在前,十多个彪形大汉每人骑上一部自行车,一字长蛇阵地奔向市内某游泳池。为了贪
玩和看热闹,我偷偷跳上最后一名同学的单车后座上,待到达预赛场地,周老师发现了我,便笑着说:“你既然来了,就试试吧!”结果,出乎大家的意料(包括本人在内),我竟在汉口市的预选赛中获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而其他同学都名落孙山。从此,体育老师就对我刮目相看。不久,我便在武汉东湖举行的全省运动会中取得两块游泳银牌,为学校增添了光彩。我们回校时,受到了热烈欢迎。同学们在博中门口把我抬起来,往上使劲地抛了好多次。
写下上面几个小片段时,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在博学广场和礼堂贵宾室与家门市长袁善腊的两次谈话。谈到北京协和医院几次易名(文革期间曾因政治需要易名为“反帝医院”而中断了国际资金援助,恢复原名后国际援助资金又源源不断地注入)的得与失,考虑到博中的深厚文化底蕴,曾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我曾建议地方政府,在我参加110周年校庆典礼之前,最好能恢复博学中学的校名,打造全国一流名校,这个提议当即得到了袁市长和王书记的赞同,表示“一定全力支持!”并说在我下次回校前一定恢复老校名。想到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母校重振昔日雄风,跻身于全国一流名校之列,实现众多老校友的心愿,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在我的母校110周年校庆之际,应母校校庆筹委会的征文邀请,为表示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权以这篇小文向母校交一份“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