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区建设经验的启示3篇(西方国家社区服务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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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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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社区建设经验及启示 作者：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孙琳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 添加日期：10年01月07日
社区是城市各项工作的承接点，也是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点、社会稳定的保障点、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落脚点。社区处在维护稳定、调处矛盾、服务群众的第一线，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南京市社区工作，不久前，市委组织部城市组织处组织了兰州市街道社区学习考察组，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进行考察学习。所到之地，感触颇深，尤其是国家社区建设示范城市南京的社区建设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
一、南京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一是强化规范政府领导，为社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南京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 <怏于加快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意见》、《南京市和谐社区建设指导标准》、《南京市和谐社区评价细则》等，形成1＋X文件体系，将公共服务、社区管理、居民自治、劳动保障、社区工作者的学历标准、居民幸福指数等各项事务纳入统一考核体系。玄武区街道为了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文件精神，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的意见》等系列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提升区域内群众幸福感和人文素质的新目标，明确了和谐社会建设样板区、和谐发展首善区的新定位；创新了和谐社区建设的新机制，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社区工作准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信息公开等制度；实施资源整合；建立了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的新框架，在街道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实行“首问负责制”、“服务代理制”、“综合援助制”、“全员培训制”等规范化的制度。
二是规范公共财政预算和投入，为社区建设奠定物质保障。南京市在建设和谐社区过程中，通过成立和谐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街镇负责、社区主办、社会参与的社区建设工作新机制。一面把社区建设所需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区县财政优先安排社区工作经费、人员待遇经费以及社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保证每年每个社区5-8万元的工作经费投入；同时出台楠京市和谐社区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保障和谐社区建设资金提供。从今年起，市财政专门安排500万市级专项资金，对工作经费保障到位、办公服务用房达标、达到和谐社区示范标准的区县、社区及对社区稳定开放服务资源的驻区单位，给予奖励。从而基本完善了市级财政为引导、区县财政为基础、镇街投人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社区建设投入机制，为今后的和谐社区建设奠定长效的物质保障。南京玄武门地区街道基础设施建设两年来，累计投资万元租借社区办公用地，耗资490多万元建成总面积达7200m2的街、居两级社区服务设施，为更好地服务百姓提供了相当优厚的长效资源。
三是探索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与制度，自治取得新成效。南京市各社区普遍建立了以社区党组为领导核心，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决策层、以社区居委会为执行层、以社区工作站为服务层的“一个核心、三层自治体系”的工作运行机制。在三层自治体系内，还探索了社区听证会、居民论坛、金点子信箱等社区自治途径，确立了“决策、执行、监督”三元管理体制和“议事、听证、公示、民情反馈”四项制度，规范了社区民主自治程序。并且在社区成立了“社区公共服务站”，聘用专职社工，承接各部门、机关在社区中开展的工作，把居委会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加快对慈善类、服务类、活动类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扶植，促进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向着更加民主自治的方向发展。玄武门区台城花园社区建立的社区常任委员制度，由6位社区常任委员在社区自治事务上承担起主要责任，实际上是通过这一制度的建立明确政府委托事务和社区自治事务的边界。
四是完善社区信息化建设，整体提升社区素质。南京市在对社区工作者配备、人员待遇、工作经费、阵地建设的标准进行规范的同时，积极鼓励社区工作者提升文化层次和服务水平，达到政治素质强化、文化结构优化、年龄逐步年轻、性别比例合理。同时，坚持统一、统筹发展，在完善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全市基本实现社区信息软件统一和城乡社区全覆盖，社区台帐等信息资料逐步电子化。2001年至今，南京已累计投入社区硬件建设、办公等各项经费7亿多元，“十一五”期间，将按照每300户配备1名专职社区工作者的标准，使每个社区的专职社区工作者不少于6人。玄武门区街道各个社区电视、VCD、电脑等电教设备基本都配备齐全，条件好一些的还配备了多媒体投影设备等，有些社区党建电教工作开展得较好，具备了自己制作电教片的能力，并能及时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
二、几点启示与思考
（一）解放思想，进一步提高加快社区建设的紧迫感。
南京市能快速发展，除了地域优势、政策优势外，关键是当地的干部群众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直接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成果上。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就社区阵地建设来说，兰州市社区办公用房窘迫制约着社区各项工作上水平、上档次。进入二十一世纪，兰州市还有很多社区办公用房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水平，相当数量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面临困难。一些辖区单位对社区工作不了解、不支持，缺乏资源共享意识。规划部门在新建小区时不作统一规划，导致社区办公用房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社区办公用房这一老大难问题，只有规划部门在新建小区时，对社区办公用房作出统一规划，才能彻底解决。希望辖区单位和规划部门解放思想，为社区建设做好事、做实事。
（二）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
南京社区建设之所以搞得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无论社区工作者，还是社区居民，社区工作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有了共鸣的基础。社区工作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也是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型社区的过程。相比之下，我们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加倍努力。
（三）深化拓展，进一步优化社区建设的社会环境。
南京经验表明，加快社区建设步伐，必须从实际出发，走特色之路。南京市社区建设起步虽晚，但有自己的特色成果。“民情流水线”工程就为推动兰州社区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民情流水线”工程。要紧扣“察民情”这个关键点，进一步畅通社情民意的反映渠道；抓住“解民忧”这个着力点，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立足于“集民智”这个支撑点，着力构建服务群众的工作机制；着眼于“赢民心”这个落脚点，努力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创新机制，进一步探索社区工作的合理化、有序化。
“权小责大任务重”是社区建设一大难点，居委会以“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身份，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扮演着全能的角色，承担着发展基层民主和加强社区管理的双重职责。由于角色和职能的内在冲突，居委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和两难的境地。民主与管理是社区工作的两大主题。本质上，两者是一致的，基层民主发展了，有助于加强社区管理；社区管理加强了，可以为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居委会同时承担民主与管理的双重责任，造成了居委会在角色上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市委已出台了“权随事移，费随事转”的有关规定，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社区还是承担了更多的行政职能，从而导致了社区工作千头万绪，无所适从，工作压力和工作负担极重，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将工作重心放在服务社区居民上。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南京市在社区成立了“社区公共服务站”，聘用专职社工，承接各部门、机关在社区中开展的工作，把居委会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加快对慈善类、服务类、活动类社区民间组织的培育扶植，促进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向着更加民主自治的方向发展的做法，值得借鉴。
（五）做好工作，进一步赢得各方对社区工作的支持。
南京社区建设之所以搞得好，就因为南京的社区工作者找到并满足了社区的需要，解决了社区问题，培养了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促成了社区整合，改善了社区生活质量，因而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培养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发掘并培养了社区的领导人才，促进了社区的进步。因此，我们要紧抓党组织建设的“提升线”，规范办事程序、改善服务条件，优化服务内容，建立多元化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要按照民情受理、限期办理、公示反馈、跟踪监督的作业程序，配套建立民情受理情况公示、办理过程跟踪监督、办理结果公示和群众满意度调查四套跟踪监督程序，规范工作流程。要大力建设“一门式办公”，“一
站式服务”的社区电子居务大厅，在街道社区网站（网页）上专门设立“民情流水线”服务窗口，公布电子邮箱，居民可以直接在服务窗口上反映问题，街道社区通过网上办公为居民服务，简化办事程序，减少工作环节，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要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增加就业机会，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在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困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吸引辖区单位和居民积极投身社区建设。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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