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2篇(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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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之间的关系密切，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的产生有着很深的影响，现代文学是通过报纸、期刊等传媒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它不仅加强了现代文学的传播，也给现代文学带来了许多新质。
本文对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研究。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语言
中国的现代文学是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作为开端的，是以印刷为主的报纸、期刊等形式存在的，是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
现代的知识分子利用报刊，推动了现代文学的发展。
现代传媒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表达文学思想、书写人生、社会的机会，促使现代文学有了新的内容与发展。
一、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文学作品只有通过一定的传播媒介才能够被人们所熟知、所传诵。
现代传媒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提供了有力的传播途径，是现代文学的载体。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来传播，没有现代传媒的期刊、报纸也就不会有现代文学。
现代传媒的发展与扩大需要大量的文学作品，需要大量的作家投入到文学写作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抒发自己的情感，使文学作品逐渐社会化，以便适应更多读者的需求。
现代传媒在作者与读者之间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使文学作者的更多作品被大众所熟知和喜爱。
通过报刊，将作者的想法与对社会事件的观点传达给读者，现代文学不再局限于狭小的个人空间里，而是逐渐社会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工农兵所创作和使用的。
读者在阅读报纸、期刊时，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的选择，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就应该使作品、报刊更加健康、科学的发展，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以满足更多人的阅读需求。
现代传媒也为作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搭建起桥梁。
使现代知识分子借助报刊，共同表达自己的意见与想法。
《新青年》由最初的陈独秀到后来的李大钊、鲁迅等人，共同编撰《新青年》。
报刊使现代文学作家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也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团体，使许多志同道合的作者走到了一起，例如沈从文，利用《大公报》使自己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京派”的代表。[1]
现代的传媒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背景、素材，使现代文学作品更好的发展，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
同时文学作品的发表与创作也推动者现代传媒的发展与变化。
作家创作的作品随意性很强，不可能根据报刊的需要专门从事一种形式的写作，这就使得报刊开始尽量与现代文学作品靠近，文学作品在选择报刊时也与报刊相协调，彼此适应，共同发展与进步，比如在《新青年》中添加了随笔的部分，《语丝》的作品更加随意、人性化，使现代文学与现代传媒很好的结合与发展。[2]
二、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中的语言
语言是文学表达的形式，是文学得以创造和传播的媒介，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依靠语言。
语言通过传播媒体发展，也受到它的制约与限制，在现代传播中，要求语言更加简洁、明了，白话文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并逐渐突出其主体地位，而报刊等现代媒体为白话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向更多民众传播知识，普及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传媒呈现了新的生机，报刊、出版社的出现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1911年为止，我国出版的报纸达到1753种，使现代传媒的规模逐渐扩大，同时也促使各类的报纸、报刊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知识分子及市民了解知识的重要读物。
[3]报刊的创作与发行要兼顾所有读者的需求，既要满足市民的阅读需求，也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从1876年到1919年，白话文的报刊逐渐发行，为现代白话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代报刊的发展，使语言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挖掘与发展，使现代的文学、运动更加贴近民众，更加平民化。
现代传媒利用一种市民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逐渐丰富着市民的文化生活，并且通过语言的变革逐渐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社会、民族、国家逐渐现代化。
现代文学中的语言是以报刊的语言为载体的，现代报刊主要关注读者是否能够读懂，而白话文的使用，使得一些文学作品更加通俗易懂，人们的阅读数量逐渐增多，也为白话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后，现代的文学语言出现了很大的发展与变化，也能够适应现代文学的需要。
现代文学语言的出现，使现代文学形式更加多样，也逐渐使现代的中国文化逐渐趋于平民化，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现代传媒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结束语：
现代传媒通过报纸、期刊等形式使现代的文学作品得以传播和发展，并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现代文学利用现代传媒工具，有力的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为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使文学作品更好的体现一种平民精神和文化。
参考文献：
[1]徐萍。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J]。齐鲁学刊，2011（6）。
[2]蒋原伦。媒体文化当议[J]。天津社会科学，2010（1）。
[3]孟繁华。传媒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J]。文艺报，2010（12）。
摘要：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近年来研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探索，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过置入于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流程中的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本视角”的独特个性与内在规律，为深化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和理论参照。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本视角;新视野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外文化相互融合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和发展起来，并逐步融入世界文学格局之中的，但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却处于封闭的相对独立的研究状态之中，对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与借鉴，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世界性的多元发展的格局。
在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研究再也不能仅仅依据一种文化眼光、一种传统理念，来阐释和评价文学了，封闭性的研究正面临着各种外来视角的冲击，越来越体现为多种文化与文学的融会贯通的跨界活动，而“日本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巨大而独特的思想资源和参照坐标，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但是，尽管如此，整个学界对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学术研究。
以往对日本研究成果主要以介绍为主，研究的比较少，多是零散的文章和局部研究，也多集中在竹内好研究上，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而且理论性不强。
在这种背景下，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近年来研究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探索。
这部著作主要体现为如下几方面特点：
首先，这部著作在国内外第一次提出了“日本视角”的概念，并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畴中，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都尚属开拓性工作。
《“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选题表现出宽广宏阔的国际视野，具有显著的创新意义。
论文既有“日本视角”历史脉络的梳理，又有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个代表性学者的典型剖析，这是有难度的选择，三位日本人的精神高度至今为中国学人弗及。
论文抓住了重点，又不放过细节，通过对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成功经验。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如此关注中国现代文学。
从最初的作家、作品的译介和文学活动的报道，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所肇始的学术研究，再到一直延续到战后以反省日本近代化为目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经过一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考验和学术积淀，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今已形成了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宏大的研究规模。
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了大批成就卓著的学者，其中，竹内好、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学者是其中具有标识性的代表人物。
竹内好是日本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由他创建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关于鲁迅研究所阐发的思想和研究的方法论，被日本学术界习惯上称之为“竹内鲁迅”，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在后来者的继承和被挑战中，不断得以突破和发展。
伊藤虎丸就是在竹内好的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道路，并在继承和超越竹内好的过程中建构了自己的研究体系，因而有“伊藤鲁迅”之称。
相比之下，木山英雄表现出独有的思想与行为，不仅突破了日本学界的“政治与文学”的惯性思维，而且找到了别于中国智慧的表达方式，在鲁迅和周作人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虽然，以鲁迅及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对日本近代化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批判，构成了竹内好等这批战时和战后知识者基本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但是，相异的思想资源、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又使他们的研究视角各具不同特征。
像竹内好关注鲁迅矛盾而复杂的精神结构，从哲学视角加以“玄学”探究;伊藤虎丸则从思想史的视角追溯鲁迅与明治末年日本文化背景的关系，探讨鲁迅的个性思想原点，并立足于大正日本同时代的视角，展开创造社的研究;木山英雄充满哲思意味的《野草》研究和“相对化”视角的鲁迅周作人并行研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魅力。
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过置入于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流程中的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的个案分析，考察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过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日本视角”的独特个性与内在规律，并对两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关系与影响进行一次历史总结和深刻认识，为深化和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和理论参照。
其次，这部著作对三个主要学者的基本情况的把握深切到位，显示了良好的学术感觉与理论穿透力，可以说是相当准确把握了对象的实质——不仅揭示了各自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立特质，而且深入挖掘了各自的思想渊源——包括与日本思想的内在联系与中国学术的关系。
本著作是对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全面整合和重新认识，融入了哲学、思想史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
这部著作指出了研究“日本视角”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解明了以竹内好、伊藤虎丸和木山英雄为中心进行个案分析的标识性和代表性，并对中国学界对上述三位日本学者研究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
著作考察了日本战前、战中和战后，以及近三十年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并在对日本鲁迅研究历史比较细致地梳理的基础上，揭示竹内好鲁迅研究的特点与意义，探讨了“竹内鲁迅”的内涵、《鲁迅》中的“竹内视角”和“文学主义”，以及在学术基础上与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西田几多郎哲学的精神联系。
这部著作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语境中，凸显伊藤虎丸对于鲁迅和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系研究的特征与意义，重点讨论了“伊藤鲁迅”的形成、伊藤虎丸对于鲁迅“原点”的思考和以“文化的观点”对鲁迅“个”的思想的揭示，以及与作为其“思想资源”的竹内好和丸山真男的关系。
在梳理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基础上，这部著作考察了木山英雄的研究特点，重点突出木山英雄与众不同的研究视角、学术立场和个性特色，以及思想文化背景里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及其对竹内好“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在此基础上，著作还进一步总结了“日本视角”和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与借鉴，以及借助沟口雄三思想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应当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与中国的研究迥异的特性，为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资源和学术空间。
刘伟的著作将这种这种源于中国文化、文学的深刻理解与认识，又源于对西方思想与理论的接受和影响的研究，从日本的视角进行重新解读，并将其转换成一种全新的认识，为我们重新而深入认识和理解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想空间。
再次，这部著作的文献功夫相当出色，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并且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在此基础之上，比较从容地展开了自己的论述，结构严谨，逻辑清晰，表现出严谨的学风与良好的辨析能力，观点富于说服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论文不是关于日本学术史的孤立总结，其中充满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参照目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不断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之中，逐步走向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则越来越成为多元视角下的研究对象。
面对众多的'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反观和思考，已经成为当今形势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和应有之义。
从这一点出发，这部著作深入考察了“日本视角”与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探究在其视角和研究的背后所坚持的学术思想、理论背景，对其个性特点和研究规律进行历史总结和理论阐发，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坐标，这是一种充满学术智慧和现实忧患的学术态度，值得肯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过了近一个世纪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但也遭遇了90年代以来的冷落。
在21世纪的今天，正面临着来自不同方面的种种挑战，如何超越自我、如何创新、如何为这一学科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而借鉴和吸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研究成果，反观我们自身，寻求新的突破，则是促进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对“日本视角”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总结，实际上，就是从另一个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重新认识。
反观他们的研究，不仅使我们获得一种独特的感受和深刻的启示，而且可以发现“中国视角”或其他视角看不到的研究死角或盲点，有利于打破趋于格式化的思维定式和观念模型，促发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
历史表明，正是通过对“日本视角”的吸收与借鉴，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实现了新时期以来的突破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注意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个性和创新之处，一些学者借鉴其研究成果，或受其启示加以发挥，在鲁迅、周作人和创造社等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或较大的进展。
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促进和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它充分表明了中外文化开放与交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在今天，中国现代文学正在寻求新的生机与突破，吸收和借鉴包括“日本视角”在内的一切国外研究成果正是其自身的需要，也是推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刘伟的《“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和深厚的理论思辨的的基础上，通过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具体的个案分析，深刻揭示出“日本视角”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规律，不仅对于中日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而且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拓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空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照价值和方法论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伟。“日本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